中央督导组进驻京海的第三十七天，收网的日子定在了这一天。不是随便选的，是方组长定的。他说“腊月初五，宜祭祀、宜嫁娶、宜捕捉”。日历上写着“捕捉”两个字，仿佛这一天的黄历早就注定了高启强的命运。凌晨四点，陈正明被手机闹钟叫醒。
他睁开眼，房间里还是黑的，窗帘缝里透进来一丝路灯的光，微弱得几乎看不见。他躺在专案组办公室角落的行军床上，身上盖着大衣，枕头是几本卷宗摞在一起，硬邦邦的。
他在这个办公室里睡了将近一个月，从督导组进驻的那天就开始睡，每天睡不到五个小时，醒来第一件事是看手机有没有新消息，第二件事是去洗手间用凉水冲脸，第三件事是坐到桌前继续看卷宗。
他从行军床上坐起来，大衣滑落在地。他没有捡，拿起床头柜上的手机看了一眼——没有未接来电，没有新消息。屏幕壁纸还是知远画的那幅画，三个人手拉手站在太阳底下，太阳画得很大，占据了画面的一半，光芒四射。他把手机放回口袋，站起来，把大衣捡起来搭在椅背上，穿上了警服。
警服是昨天刚从后勤领的，深蓝色的，肩章上是一级警督的警衔。领口的扣子他扣了两遍才扣好，手指有些僵，不是冷，是紧张。他很少穿警服，在河昌的时候穿的是夹克衫，在专案组穿的是便衣。
这是他第一次以中央督导组成员的身份穿上这身衣服，衣服是新的，但穿在身上的感觉不新，像是他本来就该穿这身衣服，只是迟了很多年才穿上。
安欣已经在院子里了。他穿着一件半旧的警服大衣，没有戴帽子，头发被海风吹得乱糟糟的。他的脸色很不好，眼袋重得像挂了两个秤砣，但眼睛是亮的，亮得像两把刚磨过的刀。
他站在那辆北京吉普旁边，手里夹着一根烟，没有点，就那么夹着，目光落在远处强盛集团写字楼的方向。那栋楼在凌晨的黑暗里黑黢黢的，像一头伏在地上的巨兽。
“安欣，你几点到的？”陈正明走到他旁边。
安欣把那根没点的烟从嘴里拿下来，在手心里转了转。“没睡。睡不着。李响要是活着，今天应该站在这里。他等这一天等了快两年，我不想替他等了。我要替他站好这班岗。”
陈正明没有说话，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那本笔记本。笔记本的封面已经磨得发白了，边角卷了起来，但里面的每一页纸都写满了字，没有一页是空白的。
他把笔记本从口袋里抽出来翻开到安欣配枪的那一页，上面写着他枪的枪号，记录着弹壳的鉴定结论。他把这一页举到安欣面前，安欣低下头看着那些在路灯下泛着微光的字迹，一个个编号、一行行日期、一条条鉴定结论，都是他在这个案子上留下的足迹。
“安欣，你的枪找到了。孙志刚的案子破了。李响的案子破了。你还欠这个案子什么？”
安欣抬起头，目光从笔记本移到陈正明的脸上。“我还欠高启强一副手铐。”
凌晨五点，指挥部里灯火通明。
方组长站在长条桌的一端，面前摊着京海市的全城地图。地图上用红色记号笔画了几十个圈，每一个圈都是一个抓捕点——高启强的别墅、强盛集团的写字楼、各分公司、各项目部、各关系人的住处。红线从这些圈延伸出来，汇聚到地图最中央的一个大红圈上，那是高启强。
“各组注意，行动时间定在早晨六点整。各组提前就位，听命令同步行动。不得提前暴露，不得滞后，不得擅自改变抓捕对象。遇到抵抗，依法使用警械；遇到暴力拒捕，依法使用武器。抓捕对象有枪，他可能反抗。各组要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
方组长把那只用了不知多久的老怀表从口袋里摸出来，看了一眼。银色的表壳磨得发亮，表链已经断过，用细铁丝接上了。怀表上的时间是五点十分，距离行动还有五十分钟。他把怀表合上放回口袋，目光在房间里所有人的脸上扫了一遍。
“现在，对表。”
在场所有人都同时抬起手腕，有的看手表，有的看手机。一块块表盘在灯光下反射着冷光，秒针同步跳动。
“五点十一分。五十分钟后，收网。”
安欣把手放下来，从腰间拔出那把配枪，拉开套筒检查子弹。子弹是满的，退出来又推回去，枪膛里发出清脆的金属撞击声。他插回枪套，扣好搭扣。从此刻起，他不再是被停职的副支队长，不再是那个被高启强踩了十几年的警察，他是一颗已经上膛的子弹，只等扳机扣下的那一瞬间。
五点四十五分，十二个抓捕组全部就位。陈正明在第十二组，目标不是高启强，是高启强集团的“内部人士”——一个叫“唐小虎”的人，高启强的司机兼保镖，跟了他十几年，知道他所有的秘密。抓捕地点在城东的一个高档住宅小区，唐小虎住在顶层，门外有监控。
陈正明坐在一辆没有标识的白色面包车后座，透过车窗看着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