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队的组长姓方，六十出头，从最高人民检察院退休返聘的老检察，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的皱纹如刀刻斧凿般深峻。他说话的声音不大，却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石头里凿出来的，会场的回音壁把那些字弹回来，再弹回去，来来回回地碾着在座每个人的耳膜。
“京海的扫黑除恶，省里推不动，市里不想推。为什么推不动？因为有人拦着。为什么不想推？因为有人怕。拦着的人，怕的是什么？怕的是火烧到自己身上。怕的人，怕的是什么？怕的是火灭了，自己就冻死了。中央为什么派我来？因为中央不怕。火再大，中央也不怕。火大了，烧掉的是垃圾。垃圾烧完了，土地就干净了。”
通报会是在京海市公安局的大礼堂里开的。台下坐着市局、分局、派出所的上百号人。方组长站在讲台后面，面前没有稿子，只有一杯白开水。他用手指轻轻地叩着桌面，声音不大，但足够让最后一排的人也听得一清二楚。
“京海的案子，不是京海的事，不是中昌省的事，是全国的事。为什么是全国的？因为强盛集团的资金流到了境外，强盛集团的保护伞伸到了省外，强盛集团的犯罪网络覆盖了多个省份。这不是一个地方的黑社会，是一个跨省的、有组织的、与腐败深度交织的犯罪集团。这样的集团，不是哪一个省能单独打掉的，必须由中央来指挥。”
他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水，放下时那一声轻响在所有人心头都是一记警钟。
“我在这里宣布几条规定。第一，督导组在京海期间，所有涉及强盛集团的案件线索，一律直报督导组，不经过市局、不经过省厅。第二，督导组在京海期间，所有专案组人员，一律不受地方公安、检察、法院的任何调查、停职、调离等处分。已经受到处分的，立即恢复工作。第三，督导组在京海期间，任何人对扫黑除恶工作的阻挠、干扰、打击报复，一经查实，就地免职，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处理。”
台下一片死寂。
陈正明坐在台下倒数第三排的位置，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夹克衫，帆布包放在脚边，双手平放在膝盖上，手心朝下，手指微微蜷着。他的目光穿过前面一排排后脑勺落在方组长身上，那位老人站在讲台后面，像一棵扎根很深的古树，枝叶不多，但根系早已穿透层层岩土，直抵地底深处最坚硬的石层。
他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幅度小到几乎看不见，但如果林婉清在这里，她会认出那是他在笑。他很少笑，但每一次笑，都是因为事情终于走到了该走的方向。
散会后，方组长把专案组的主要成员叫到了督导组驻地的小会议室。
会议室在招待所三楼，不大，十来平米，一张长条桌铺着白色桌布，桌布上压着一块厚玻璃板。方组长坐在长条桌的一端，面前摊着陈正明他们整理的那摞厚厚的卷宗，旁边放着一个放大镜，镜片上还有指纹。
他已经用了很多年，习惯用放大镜看卷宗里的每一张照片、每一行小字，不是因为他眼神不好了，是因为他不想漏掉任何东西。
“你们送上来的材料，我都看了。账本、弹道鉴定报告、指纹比对报告、证人证言、涉案人员供述，都看了。你们的证据链已经基本完整，强盛集团的组织架构、犯罪手段、资金网络、保护伞关系，在材料里都呈现得很清楚。你们在京海待了将近半年，干了别人几年都干不完的活。”
徐忠坐在方组长右手边，双手交叠在肚子上，表情有些疲惫，但更多的是坚定。“方组长，证据是齐了。但强盛集团的关系网，有一部分在市里。高启强在京海经营了快二十年，他的人渗透到了公安、检察、法院、政府。我们一动，他那边就知道了。马涛被抓之后，高启盛的态度就变了。安欣被停职之前，已经有两个证人在我们接触他们之后改变了证词。”
方组长把自己面前的茶杯推到一边，双手放在桌上，身体前倾，声音压低了一些。“你们知道，为什么中央要在这个时候派我来吗？不是巧合，是有人在北京告了状。告的不是高启强，是告京海市公安局、告中昌省公安厅。告他们不作为，告他们乱作为，告他们有人充当保护伞。那封告状信送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检转到了中央政法委，中央政法委批示——‘此案必须查清，不管涉及到谁’。”
陈正明从那摞卷宗里抽出李响案的材料，方组长拿着放大镜看。李响的照片在放大镜下他的脸变了形，但那双眼睛还是亮的。照片下面是他的死亡证明，结论写着“意外”。
方组长用手摸了摸那个词，指腹在纸面上蹭了两下，像是要把这个词从纸上搓掉。
“意外。一个刑警，在去省厅汇报的路上，刹车失灵，翻下山崖。这是意外？这个案子，我要重新查。不是因为你们查得不对，是因为你们查不了。刹车失灵的鉴定报告在哪里？车的残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