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穿着一件黑色皮夹克，手里提着一个旧帆布包，站在火车站出站口的雨棚下面，没有打伞，雨水顺着皮夹克的领口往下流，他好像完全没有感觉。陈正明开着专案组那辆半旧的桑塔纳，在雨夜里找了将近半个小时才找到他。
不是因为他不好找，是因为火车站附近的道路积水太深，绕了好几圈才开进来。他把车停在出站口，摇下车窗，雨水立刻灌进来，打湿了他的半边肩膀。
“李成阳？”
李成阳低下头，透过车窗看了他一眼，拉开车门坐了进来。他的身上满是雨水，皮夹克湿透了，头发贴在额头上。他没有擦，也没有接过陈正明递来的纸巾。
“走吧。先见安欣。”
陈正明发动了汽车，车灯在雨幕中劈开两条白色的光带，雨水在灯光里斜斜地落下。李成阳坐在副驾驶座上，把帆布包抱在怀里，看着窗外模糊的街景，一言不发。雨水打在车窗上，把外面的霓虹灯晕染成一团团模糊的光斑，红的、绿的、黄的，像一幅没有调好色的油画。
陈正明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他比三年前在绿藤市纪委见面时瘦了很多，颧骨高凸，眼窝深陷，脸上的皱纹像被刀刻出来的。他的右手手背上多了一道新的疤痕，从虎口一直延伸到手腕，缝合的针脚还没有拆。安欣在专案组办公室里等着，没有开灯，坐在黑暗里。
窗外的路灯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孤零零的，像一幅用炭笔画的速写。他听见脚步声，从椅子上站起来，伸手按亮了日光灯。灯光有些刺眼，他的眼睛眯了一下。他走过去，站在李成阳面前，两个人看着对方，都没有说话。
李成阳先把目光移开了，转身从帆布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解开缠在纽扣上的白线，抽出里面的材料，一份一份地摆在桌上。他摆得很慢，每摆一份就用手指在纸面上按一下，像在安抚一个不安的灵魂。
“这是高启强涉黑组织的全部关系网。我查了七年，从绿藤查到了京海。七年前，我师父林建国在绿藤查到了长藤资本跟高启强之间的联系。他查到了高启强通过长藤资本在京海洗钱的证据，查到了长藤资本与高启强之间的利益输送。他把这些证据记在笔记本上。他死了之后，我接着查。我查到了长藤资本的账本，查到了高启强与长藤资本之间的资金往来，查到了高启强在京海的所有关系人。”
安欣低下头，看着桌上的材料。他把材料按照类别分成了几摞——资金往来、关系人、涉案项目、保护伞。每一摞都用回形针别着，每一页都编了页码。
“这是高启强在绿藤市的投资。他通过长藤资本在绿藤投资了房地产、建材、物流，总金额超过五千万。这是高启强在绿藤的关系人。他把京海的人带到了绿藤，把绿藤的人带到了京海。”
李成阳指着另一张纸。纸上密密麻麻写着人名，有些名字陈正明见过——刘志强、马德胜、张德胜；有些名字他没有见过，但能从排列的位置和粗细不一的线条中猜到它们各自的分量——赵瑞龙、赵立春、山水集团。
“这些关系人，有一部分已经被抓了，被判了。刘志强判了十五年，马德胜判了十二年，张德胜判了十年。他们的案子都审结了，但他们交代出来的那些东西，没有查完。他们交代了长藤资本，交代了赵瑞龙，交代了高启强。这些东西在他们的卷宗里有，但没有人在意。因为他们已经判了，案子已经结了，没有人愿意再翻出来。”
安欣拿起那张关系网，举到眼前看了很久，眼睛在那密密麻麻的名字和线条之间来回移动。“这些材料，你给京海市公安局看过吗？”
“给过。给了刑侦支队，给了经侦支队，给了局长。没有人理我。他们说‘这些材料我们已经看过了，没有什么价值’。他们说的‘没有什么价值’，不是真的没有价值，是不敢有价值。有价值的东西，查下去会查到不该查的人。不该查的人，他们不想动。”
安欣把材料放回桌上，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叼在嘴里，没有点。“李成阳，你这些材料，省厅专案组收了。你这个人，省厅专案组也要了。从今天起，你在专案组工作，配合我们查强盛集团。你的身份是省厅借调人员，不归京海市公安局管。”
李成阳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递给安欣。信封上没有署名，没有地址，只有“省厅专案组”五个字，字迹潦草。安欣拆开信封，抽出里面的一页纸。借调函，盖着省公安厅政治部的大红公章。
“借调绿藤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民警李成阳同志到省厅‘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京海工作组工作，借调期限六个月。”审批那栏签着一个人的名字，笔迹遒劲有力。他把借调函折了两折，放回信封，放在桌上。
陈正明从帆布包里拿出那本笔记本，翻到记录高启强关系网的那一页，把李成阳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