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指纹在那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上，铁盒子在废弃工厂的杂物堆里，杂物堆的旁边有一辆报废的面包车，面包车的车主登记在一个叫“马涛”的人名下。指纹、铁盒、面包车，三个证据像三根手指，把马涛牢牢地掐在了墙上，动弹不得。
他坐在审讯室的那把铁椅子上，手铐已经摘了，但手腕上还留着两道红印。他的头发乱糟糟的，脸上有被扇过的痕迹——不是警察打的，是被抓的时候他自己撞的。嘴唇干裂起皮，面前放着一杯水，他没喝，目光一直落在桌面那块被烟头烫过的疤痕上。
安欣坐在主审的位置上，面前摊着马涛的指纹比对报告和那把枪的照片。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马涛，这把枪的枪号我们已经核实了。这把枪是二〇〇〇年三月从京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安欣的枪套里丢失的。你在哪里捡到的这把枪，捡到之后做了什么，谁让你把它藏起来的？”
马涛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他的目光从桌面的疤痕移到安欣的脸上，又从安欣的脸上移到天花板，从天花板移到那扇关着的门。他在找出口，但房间里唯一的门在安欣身后，他过不去。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那个铁盒子是我在一辆报废的面包车里翻到的，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我打开一看是枪，我害怕，就把它藏到工厂里了。我没有用过这把枪，我不知道什么安欣，什么支队。”
陈正明坐在安欣旁边，翻开笔记本，看了马涛一眼。“马涛，你说你不知道这把枪的来历。那我来告诉你。这把枪是五四式，一九九七年配发。它的膛线特征跟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京海市城东出租车司机孙志刚枪击案现场提取的弹壳完全吻合。孙志刚死了，你的指纹在装枪的铁盒子上。你告诉我，这是巧合吗？”
马涛的嘴唇开始发抖。他的手从桌上缩回去，放在膝盖上，攥成了拳头，指节泛白。
“铁盒子上的指纹是我的，因为那个盒子是我捡的。但我真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我没有杀孙志刚，我不认识孙志刚。”
陈正明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照片，推到马涛面前。照片上是孙志刚歪倒在方向盘上、血染红了半边脸的现场照。马涛的瞳孔缩了一下，把头扭向一边不看了。他的呼吸急促起来，胸口剧烈起伏。
“你不认识孙志刚，你不认识这把枪，你不知道安欣是谁，你只是碰巧在一个铁盒子里捡到了一把杀过人的枪，碰巧把它藏在了一个废弃的工厂里。马涛，你说的话，你自己信吗？”
马涛没有回答。他把头埋在臂弯里，肩膀一耸一耸的。不是哭，是害怕。那种被逼到墙角、无路可走、只剩下一个越来越小的出口、出口外面是悬崖的害怕。
安欣站起来绕过桌子走到马涛身边，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把头埋在臂弯里的样子。“马涛，这把枪是谁给你的？是谁让你藏起来的？你不说，这个罪你来扛。非法持有枪支，三年以下。如果这把枪杀了人，而你参与了藏匿，那就不是三年了，是七年、十年、甚至更重。你是替别人扛，还是把那个人说出来，你自己选。”
马涛慢慢抬起头来，脸上全是汗，脸色惨白。
“是高启强。高启强让我藏的。”
安欣的手微微一颤，但很快稳住了。“高启强让你藏的？他亲自跟你说的？”
“不是他亲自说的。是他弟弟高启盛。高启盛找到我，给了我一个纸箱子，让我把里面的东西藏起来。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我打开一看是枪，一把枪，还有几个弹夹。高启盛说‘找个安全的地方，放好了，不要告诉任何人’。我问他这是谁的枪，他说‘你不用知道’。我害怕，我不敢问第二遍。”
安欣把枪的照片推到马涛面前。“你藏这把枪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过它的枪号？”
“没有。我不敢看。我用报纸把它包了好几层，装进铁盒子里，送到城东那个废弃工厂去了。那个工厂我以前在那里打过工，知道有个地方没人去。”
陈正明看着马涛。“除了这把枪，高启盛还给过你什么？”
“还有钱。他给了我五千块钱，说是‘辛苦费’。我收了。我不敢不收，不收就是不给面子。不给他面子，我在京海就待不下去了。”
安欣坐回主审的位置上，和旁边负责记录的年轻民警交换了一个眼神。年轻民警点了点头，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着，把马涛说的每一个字都录了下来。
陈正明走出审讯室，站在走廊里。走廊很长，声控灯在他脚下亮起，在他身后熄灭。他走了几步停下来，从帆布包里拿出手机。手机是专案组配的，黑色的，诺基亚，信号很好。他拨了林婉清的号码，电话响了三声，接起来了。
“正明？”
“婉清，是我。你最近出门注意安全，不要让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