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藤资本只是他的一只手，山水集团是他的另一只手。两只手握着同一个东西——权力。
安欣打开桌上的录音机，按下录音键。红色的指示灯亮了一下，磁带开始缓缓转动，发出细微的沙沙声。“李成阳，你说你师父林建国在绿藤查到了高启强跟长藤资本之间的联系。他查到了什么？”
李成阳从帆布包里拿出那本黑色封面的笔记本，跟当年陈正明在绿藤市纪委见过的那个笔记本一模一样，只是更旧了，封面的边角磨得更白了。林建国的笔迹工整有力，每一笔都像是刻在石头上的碑文。一页一页地翻，翻到某一页的时候，他的手指停下来，把那页举到灯下。
“这是林建国笔记本里的记录。一九九八年三月，长藤资本从境外转移资金五百万美元，通过香港一家离岸公司，转到了加拿大。账户所有人是高启强的妻子。”
安欣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一九九八年，高启强已经在京海站稳了脚跟。他开始把钱往外转移，不是他怕了，是他开始布局。他要把他的钱放在安全的地方，把他的家人放在安全的地方，把他的后路安排好。他不是在黑社会，他是在经营一个跨国犯罪集团，用黑社会的手段赚钱，用合法企业的外壳洗钱，用境外账户藏钱。”
李成阳把笔记本翻到另一页。“这是我师父笔记本里的最后一页，他出事之前写的。‘高启强与赵瑞龙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行贿受贿，是利益共同体。赵瑞龙在京海的生意，高启强有份。高启强在海外的资产，赵瑞龙有份。他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一个人倒了，另一个也跑不了。’我师父写这段话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他不是在记笔记，是在写遗书。”
李成阳把笔记本合上，贴在胸口的位置，眼睛里没有泪光，只有一种沉到谷底的、再也不会浮上来的平静。那种平静，是一个人在黑暗中走得太久、已经忘记了光明是什么样子之后，对黑暗本身产生的习惯。他不再怕黑，因为他就是黑的一部分。
安欣站起来，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一条缝。窗外的雨小了一些，路灯的光透过雨幕照进来，在地面上投下一片暗淡的橘黄色。远处的强盛集团写字楼还亮着几盏灯，不知道谁在里面，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李成阳，你师父林建国是我警校的师兄。他比我高两届，我们在警校的时候住同一间宿舍。他毕业分到了绿藤，我分到了京海。他死的时候，我去绿藤参加了他的葬礼。他的遗体盖着党旗，他的照片挂在灵堂的正中间，穿着警服，戴大檐帽，还是那么年轻。”安欣转过身来看着李成阳。“我在他的遗像前站了很久，想跟他说几句话。说不出来。喉咙像被人掐住了。他追查高启强的那些年，我们经常通电话。他跟说我‘京海的事，你能管的管，不能管的别管，水太深’。我说‘你也是，绿藤的事，别太较真’。他说‘不较真，当什么警察’。他挂了电话。那是他最后一次跟我说话。几天后，他就死了。”
李成阳咬肌紧绷，太阳穴上的青筋暴起了一瞬，很快又平复了。“安欣，我师父死了那么多年，我查了那么多年，查到现在，还是没有把高启强扳倒。你以为我不急吗？我急。但我不能急。我急，就会出错。我出错，就会给高启强反扑的机会。我不能给他机会。”
安欣走到桌前，在李成阳对面坐下来。“李成阳，你知道你师父为什么死在去省厅的路上？不是因为他查到了高启强，是因为他查到了赵瑞龙。高启强在京海的关系网再大，也大不到省里。赵瑞龙在省里的关系网，才是保护伞。高启强是靠赵瑞龙吃饭的。赵瑞龙是谁？赵立春的儿子。赵立春是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副国级。你师父查到的不是高启强，是赵立春。”
窗外，雨停了。路灯的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落在三个人身上，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墙上，拉得又长又细。三个人三个影子，长短不同，方向各异，但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强盛集团的方向。
陈正明从帆布包里拿出那本笔记本，翻开到李成阳说的那一页。林建国的字迹在灯光下泛着蓝黑色的光，像一条条深不见底的河流。河流的源头在绿藤，流经榕城，流经长山，流经河昌，流经京海，汇入大海。
“李成阳，你师父的笔记本，我会把里面的每一条线索都查清楚。高启强在绿藤的投资，我会请江东省检察院协助调取相关证据。高启强与长藤资本的资金往来，我会请海东省检察院协助梳理。高启强在京海的关系人，安欣在查。高启强在省里的保护伞，徐忠在查。我们每个人查一块，把每一块拼起来，就是一张完整的图。”
李成阳看着陈正明。“陈正明，你知道你像谁吗？你像我师父。他也喜欢把什么都记下来，他也喜欢把证据链补到最完整。”
陈正明把笔记本合上，贴在胸口的口袋里。“李成阳，你师父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