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的内容是一枚从京海市城东一起枪击案现场提取的弹壳，弹壳底部有撞针留下的痕迹。鉴定结论写着：“现场提取的弹壳，系由一支五四式手枪射出。该枪的膛线特征与公安部枪支管理数据库中的记录比对，枪号疑似为XXX。”那串数字，正是安欣丢枪的枪号。
陈正明把这份报告从档案柜里抽出来的时候，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害怕，是那种在黑暗中走了太久、终于看到前方有一丝光亮时，身体比意志更先作出反应的本能颤抖。
京海市公安局技术科在一楼走廊的尽头，房间比河昌的大一些，设备也多一些，但空气里弥漫着同样的、属于技术部门的特殊气味——化学试剂、显影液、纸张受潮后混合在一起的、像医院又不是医院的味道。他站在那排铁皮柜子前，把报告举到眼前，又读了一遍。
弹壳是从城东一起枪击案现场提取的，案发时间是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凌晨两点。被害人是京海市的一名出租车司机，名叫孙志刚，四十一岁，被人用枪打死在驾驶座上。卷宗里附了照片——孙志刚歪倒在方向盘上，血从太阳穴流下来，染红了半边脸，染红了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
他拿着报告走出技术科，去找安欣。安欣在院子里站着，手里拿着一个馒头，正在掰碎了喂那只流浪猫。那只猫是白色的，身上有黄色的斑点，瘦得像一张纸。它蹲在安欣脚边，小口小口地吃着馒头渣，不时抬起头看他一眼，喵一声，像是在说谢谢。安欣看见陈正明走过来，把手里的馒头掰成小块放在地上，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渣。
“查到了？”安欣问。
陈正明把那份弹道鉴定报告递给他。安欣接过去，目光落在那串枪号上，整个人像被定住了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风吹乱了他花白的头发，他没有抬手去理，目光一直锁在那串数字上。
那串数字他在梦里见过无数次，在失眠的夜里默念过无数次，在每一次听到枪击案的消息时在心里核对过无数次。他丢了这把枪，找了三百七十九天，今天终于找到了——不是在枪柜里，不是在某个人手里，是在一枚弹壳上，在一个死者的身上。
“出租车司机。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凌晨两点，城东。”安欣的声音很哑，像很久没有喝过水。
“孙志刚，四十一岁。他的案子至今未破，卷宗里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没有目击证人，没有监控录像，没有指纹，没有DNA。只有一枚弹壳。他们偷了你的枪，用你的枪杀了孙志刚，然后把枪藏了起来。孙志刚跟他们无冤无仇，为什么会杀他？也许他拉了一个不该拉的客人，听到了不该听的话，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也许他只是一个随机目标，他们用他来试枪——试这把枪还能不能用，试这把枪杀人之后会不会被查到。他们把他当成了靶子。”
安欣蹲下来，把手里的馒头渣放在地上。那只白猫吃完了，舔了舔嘴，蹭了蹭他的裤腿，喵了一声。安欣没有看它，低着头看着自己蹲在地上的影子。阳光从头顶照下来，把他的影子缩成了很小一团，像一个蜷缩着的婴儿。
“孙志刚的家属还在不在京海？”
“在。他老婆改嫁了，搬到了外省。他女儿还在京海，在京海大学读大二。”陈正明蹲下来，也看着安欣的影子，两个影子并排蹲在地上，一大一小，像父子。
安欣站起来，把那份报告折了两折，塞进警服口袋里。“我去找她。”
“我跟你去。”
两个人开车去了京海大学。大学在城东，从公安局开车过去要四十分钟。校园很大，绿树成荫。他们在文学院的教学楼前找到了孙志刚的女儿，她叫孙晓雨，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扎着马尾，抱着一摞书从教学楼里走出来。她长得很像她爸爸，弯弯的眉毛，圆圆的鼻头，嘴角微微上翘。
安欣出示了工作证。“孙晓雨，我是市公安局的安欣。有点事想问你。”
孙晓雨的脸色变了。她抱紧了手里的书，指节泛白。
“我爸爸的案子，不是已经结了吗？”
“案子没有结，只是暂时没有进展。我们最近发现了新的线索，需要你配合。你爸爸出事之前，有没有跟你说过他拉过什么特别的客人？或者他有没有提到过什么让他害怕的事？”
孙晓雨摇摇头。她的眼眶已经红了，但她没有让眼泪掉下来。“没有。他从来不在家里说工作上的事。他只说他挣了多少钱，今天拉了多少钱。出事那天晚上，他出门的时候还说‘今天生意不错，再拉一趟就回家’。他没有回来。”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怀里的书，那摞书的最上面是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封面上贴着他的名字——孙晓雨。她买这本词典的时候，她爸爸还活着。他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