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案子不顺利？”
“不是不顺利，是很顺利。顺利到有人可能要急眼了。急了就会乱来，乱来就可能伤及无辜。你和知远是无辜的，我不能让你们出事。”
“你也不能出事。”她的声音有些哽咽。
“我不会出事的。案子办完我就回去。”
“知远在旁边，你跟他说句话。”
电话那头传来知远的声音，稚嫩的、奶声奶气的、像一颗刚从树上摘下来的、还带着露水的果子。“爸爸！爸爸！”
“知远，爸爸在京海，爸爸在抓坏人。你在家听妈妈的话。”
“爸爸回！爸爸回！”
“爸爸办完案子就回去。你想爸爸了就给爸爸打电话。”
“好！”
陈正明挂了电话，站在走廊的窗前。窗外是京海灰蒙蒙的天，远处的海面上有一艘货轮正在缓慢地移动，船尾拖着一条长长的白色尾巴，像一根永远写不完、永远划不破的粉笔线。他把手机放回口袋，走回了审讯室。
下午，专案组召开了案情分析会。徐忠坐在长条桌的一端，把马涛的供词复印件一份一份地分给大家。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十几个人挤在一起，空气里弥漫着烟味、汗味和浓茶的气味。徐忠的声音在烟雾中显得低沉而有力。
“马涛交代，枪是高启盛让他藏的。高启盛是高启强的亲弟弟，强盛集团的二把手。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把枪不是马涛个人的行为，是强盛集团有组织的犯罪行为。偷枪、藏枪、用枪杀人，每一步都有组织。这个组织的核心，就是高启强。高启强是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他倒了，他后面的人会一个接一个地倒。”
安欣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声音略带沙哑。“马涛只是一个小角色。他知道的不多，他只知道高启盛让他藏枪，但他不知道高启盛为什么要藏这把枪，不知道这把枪杀了谁，不知道高启强在这件事里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要找高启盛。”
徐忠看着他。“高启盛现在在哪？”
“在京海。他每天早上从城东的别墅出发，去强盛集团的写字楼，下午去工地，晚上去饭局。他有固定的活动路线，有固定的时间规律。”安欣站起来走到白板前，拿起红色记号笔，在白板上写下几个时间和地点。
徐忠点了点头。“布控。二十四小时跟踪，摸清他所有的关系人、活动点、习惯。不要惊动他，等证据齐了再收网。”
接下来的一周，专案组对高启盛进行了全天候的跟踪。两辆车，六个人，三班倒。他们摸清了他每天早上七点四十分从别墅出发，八点十分到达强盛集团写字楼，九点去工地，十点回公司，中午在附近的饭店吃饭，下午两点去另一个工地，四点回公司，晚上六点去饭局，九点以后去夜总会，凌晨一两点才回家。定点，定线，定人，像一幅精确的工笔画，每一笔都落在该落的地方。
陈正明坐在车里，手里拿着望远镜，看着强盛集团写字楼顶层那间落地窗。高启强站在窗前，手里夹着烟，看着这座城市，像一座俯视领地的雄狮。他已经在这座城市站了十几年，把这座城市站成了自己的王国，把王国里的人站成了自己的臣民。
他以为这个王国永远不会倒，因为他以为他的城墙是砖头砌的，钢筋焊的，水泥浇的。他不知道，他的城墙是沙子堆的。水一冲，就散了。水是证据，证据正在一点一点地注进来。
十一月六日，陈正明接到了第一个威胁电话。
不是打给专案组的，是打到他手机上的。号码是隐藏的，声音是一个中年男人，带着京海口音，语速不快，但每个字都很清楚。“陈正明，你在河昌有老婆孩子吧？你老婆在河昌一中教语文，你儿子在河昌市机关幼儿园上中班。你查案归查案，别把家人牵扯进来。”
陈正明握着手机，心跳如擂鼓，但他的手很稳，声音也比自己预想的平静得多。“你是谁？”
“你不用管我是谁。你只要记住——你在京海查的案子，跟河昌没有关系。你不要把河昌的人也扯进来。”
电话挂断了。陈正明看着手机屏幕上的“通话结束”四个字，那四个字消失后，屏幕上只剩下壁纸。壁纸是知远的照片，他抱着一只玩具熊，笑得很开心，两颗门牙掉了还没长出来，黑洞洞的，像两个小小的、还没有被发现的黑洞。
他把手机放进口袋，拿起桌上的座机拨了河昌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号码。“秦大队，我是陈正明。有件事你帮我办一下。我家门口，增派警力，二十四小时便衣。有人打电话威胁我家人，我担心他们有危险。”
秦川的声音从话筒那头传来，冷得像铁。“我亲自去。你的家人，我来保护。”
十一月七日，高启盛在城东的夜总会门口被专案组秘密控制。不是抓，是“请”。两辆车一前一后堵住了他的奥迪，安欣从车上下来，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