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们查到了什么，能不能告诉我？我爸爸死了那么多年，我连他为什么死都不知道。”
安欣看着她。“能。我们查到了，一定告诉你。”
回去的路上，安欣开车开得很慢。他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从口袋里摸出那根烟，叼在嘴里，没有点。他的目光落在前方的路面上，但焦距不在那里。他看着一个很远的地方，一个孙志刚临死前最后看到的地方——黑洞洞的枪口。
“安欣，你的枪，在杀了孙志刚之后，又被藏了起来。他们不会只用一次，一定还会再用。只要枪还在京海，就一定会再次出现在某个案发现场。我们要等，等它再次出现。它再次出现的时候，就是收网的时候。”
“如果它不出现呢？”
“不出现，说明他们怕了。他们怕了，就会想办法把枪处理掉。处理掉，就一定会留下痕迹。销毁枪需要工具，需要场地，需要人。工具会留下痕迹，场地会留下痕迹，人会留下痕迹。不管他们怎么做，都会留下痕迹。我们顺着痕迹找，一定能找到。”
陈正明把孙晓雨的联系方式和地址记在了笔记本上。那页纸的旁边，贴着一张林婉清写的纸条——“菜在锅里，饭在电饭煲里。婉清。”他摸了摸那张纸条，放回了帆布包里。
京海的秋天来得比河昌晚，十月的天还热得让人喘不过气。陈正明在专案组待了将近三个月，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候几天才给家里打一个电话。知远在电话那头已经开始说两个字的词了，会说“爸爸好”“妈妈亲”，还会说“不要”。林婉清说知远在幼儿园学会了唱儿歌，学会了画圆圈，学会了给洋娃娃梳头，只是画的圆圈不像圆圈，像土豆，梳的头不像头，像鸡窝。
十月十二日，省厅传来消息。安欣那把枪的枪号，在全国枪支管理数据库中比中了一条新记录——不是弹壳，是枪本身。京海市城东一个废弃的工厂里，工人在清理杂物时发现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盒子里装着一把五四式手枪。工厂的地址，离李想当年住的那个地下室不远。
陈正明和安欣赶到现场的时候，工厂已经被封锁了。技术科的人正在里面拍照、提取痕迹。枪被装进证物袋放在桌上，黑色的枪身已经锈了，黄褐色的锈迹像皮肤上的老年斑，握把上缠着的胶布已经发黑发黏。
安欣走到桌前，低下头看着那把枪，看着他丢了三百七十九天、用这把枪杀了孙志刚、又失踪了将近一年的配枪。他把手伸出去，在距离证物袋不到几厘米的地方停了很久，手指微微蜷着，像一个想抓住什么又不敢抓的孩子。他的眼眶红了，但没有掉眼泪。他把手收回来，插进裤兜里，转过身走了出去。
厂房的门口，安欣蹲在地上，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叼在嘴里，打火机打了好几次才点着。他深吸了一口，烟雾从他鼻孔里喷出来，在秋日的阳光下像一朵小小的灰云，很快就散了。
“陈正明，枪找到了。孙志刚的案子可以破了。我师父李响的案子，也可以破了。不是因为我找到了枪，是因为你找到了那条路。”
陈正明蹲在他旁边，也看着那朵散去的烟云。“安欣，枪不是终点。枪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谁偷了它，是谁用了它，是谁藏了它。每一个人都要查，每一笔账都要算。”
安欣把烟掐灭，站起来。“我知道。路还长。我走了十几年，不在乎再多走几年。”他转身走回了厂房。
陈正明站起来，抬起头看着天空。京海的天很蓝，蓝得像一块被水洗过的布。一朵白云从头顶飘过，形状像一只正在奔跑的狗。知远一定喜欢看这样的云，他正是对什么都要问“这是什么”的年纪。他在心里对知远说了一句话:“知远，爸爸今天找到了一把枪。这把枪杀过人，杀过出租车司机，也杀过警察。这把枪现在找到了，杀人的凶手就会一个接一个地浮出水面。”
他蹲下来，从帆布包里拿出那本笔记本，翻开今天的一页，写了几行字。“十月十二日，京海城东废弃工厂，发现安欣配枪。枪身锈蚀，握把胶布发黑。枪号核对无误。孙志刚案可破，李响案可破。”
他合上笔记本，贴在胸口的那个口袋里。远处，那辆装着配枪的警车闪着红蓝灯开出了工厂的大门，红蓝色的光在秋日的阳光下显得有些暗淡，不像在夜晚那么刺眼，但足够醒目。那道光在阳光下努力地发着自己的光，不是为了照亮别人，是为了让别人看到它。
他上了车，安欣已经在驾驶座上等着了。安欣发动了汽车，车上的收音机开着，放的是一首老歌，声音沙哑，唱着“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安欣伸手关掉了收音机。
“陈正明，你说这把枪，最后能把高启强扯出来吗？”
陈正明看着窗外。工厂的大门在车窗外慢慢后退，那扇铁门锈迹斑斑，门上的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