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明到京海的第三天，安欣带他去见了一个人。
车开出市区，沿着海岸公路往南开。路左边是海，灰蓝色的海面在晨光里泛着碎金般的光；路右边是山，山上长满了松树，黑压压的，像一个沉默的巨人俯视着大海。
“这个人叫李想，以前是强盛集团旗下一家建材公司的会计。他手里有强盛集团做假账的证据，三年前他带着证据跑了，强盛集团一直在找他。他躲了三年，换了三个城市，换了四个身份，去年偷偷回到京海，住在他姐姐家的地下室里。”
安欣把车停在路边，熄了火，转过头来看着陈正明。“他不敢见公安，怕高启强的人发现他。他今天见你，是因为你不是京海公安系统的。你是省厅专案组的，从外地调来的，高启强在京海的关系网再大，也大不到你那里去。”
陈正明跟着安欣穿过一片老旧的居民区，走进一栋六层的居民楼。楼道里很暗，声控灯坏了，墙上贴满了小广告。安欣在三楼的一扇门前停下来，敲了三下，停了片刻，又敲了两下。
门开了。
一个瘦削的中年男人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旧T恤，头发乱糟糟的，眼镜片后面的眼睛布满了血丝。他的脸很白，白到没有血色，像长期不见阳光的人。他看见安欣，又看见陈正明，犹豫了一下，侧身让他们进了屋。
客厅不大，窗帘拉着，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茶几上摊着几本账本和一摞单据。
“李想，这是省厅专案组的陈正明同志。”安欣介绍道。
李想坐在沙发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蜷着。他的目光在陈正明身上停了许久，喉结上下滚动了好几次，像是在咽一口很苦的药。“陈同志，我手里的证据，是强盛集团做假账的全部记录。他们用这个账本洗钱、偷税、行贿。我做了三年的会计，三年里每一笔见不得光的钱，我都记下来了。”
他站起来，从那摞账本里抽出一本，翻开某一页，推到陈正明面前。“这是一九九九年六月，强盛集团通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从银行套取现金三百万元的记录。这笔钱，后来转到了一个人的账户里。这个人姓高，是高启强的弟弟，高启盛。”
他又翻开另一页。“这是二〇〇〇年三月，强盛集团从境外转移资金五百万美元的记录。这笔钱通过香港一家离岸公司，转到了加拿大的一个账户。账户所有人，是高启强的妻子。”
陈正明一页一页地翻着。那些数字密密麻麻，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笔交易，每一笔交易背后都是一个人，每一个人背后都是一桩罪行。这些账本不是纸，是一颗炸弹。炸掉的不只是强盛集团，还有那些跟强盛集团有瓜葛的人。
“这几本账本，我能不能复印？”
李想的嘴唇哆嗦了一下。“可以。但你们要保证我的安全。高启强的人找了我三年，他们知道我手里有这些东西，所以一直在找我。我躲了三年，躲累了。”
陈正明看着他那张没有血色的脸。“李想，你的安全问题，我们会和当地公安机关协调，安排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但这些账本，你今天必须让我带走。不是我想拿，是法律需要它们。”
李想沉默了片刻，把茶几上那摞账本全部推过来。“都拿走。我留着也没用。我留着，只会让我做噩梦。”
复印用了整整一个下午。安欣把账本一页一页地拆开，陈正明一页一页地复印，复印机嗡嗡地响，吐出来的纸还是温热的。六百多页账本，摞在桌上，像一座小山。每一页都是强盛集团的罪证，都是高启强兄弟的罪证。
陈正明把复印件装进档案袋，原件还给了李想。“李想，这些东西，你今天帮了大忙。我知道你怕，但你已经做了你该做的事。”
李想抱着那摞账本哭了出来。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憋了三年的、终于可以释放的、但还是很轻很轻的、像一条被堵了很久的小溪终于找到了出口的无声流淌。他用袖子擦脸。“同志，我不是怕死。我是怕我死了，这些东西就没人知道了。高启强杀了那么多人，偷了那么多钱，他应该被枪毙。”
安欣站在窗前背着光，看不清他的表情，但他的声音很低。“李想，你等的这一天，快到了。”
从李想家出来，天已经快黑了。海面上的夕阳正在沉入水中，把整片大海染成了橘红色。
“安欣，李想的账本加上之前的线索，强盛集团的罪证链已经完成了大半。洗钱、偷税、行贿、虚开增值税发票，每一条都有据可查。但杀人罪那边还差一些，你的配枪的下落还没有找到。”
安欣的手指在方向盘上握紧又松开。“我的枪，他们藏得很深。这把枪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