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明看着车窗外的海面，夕阳已经沉下去了，海变成了深蓝色，像一块巨大的、没有裁剪过的蓝布。
“枪还在京海，就一定会有痕迹。它打过人，弹壳会留下；它被人摸过，指纹会留下；它被人藏过，藏它的地方会留下。我们要找的不是枪，是枪的痕迹。”
安欣发动了汽车。“明天我带你去见另一个人。这个人叫谭思言，京海日报的记者。他跟踪报道强盛集团十几年，手里有很多我们公安都拿不到的材料。”
陈正明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海风从车窗缝里灌进来，凉丝丝的。
第二天上午，安欣带着陈正明去了京海日报社。报社在市中心，一栋九层的大楼。谭思言的办公室在六楼，门半开着，推门进去，不大的房间里堆满了报纸和资料。
他坐在办公桌后面，戴着一副银框眼镜，头发稀疏，穿着一件旧毛衣，袖口磨出了毛边。看到安欣和他身后跟进来的陈正明，谭思言放下手里的笔，站起来。
“安欣，你不是说你不查这个案子了吗？”谭思言的声音很平，但目光锐利。
“省厅来人了。这次不一样。”
谭思言的目光落在陈正明身上，从上到下地打量了一遍。
“你们要查强盛集团，需要我做什么？”
陈正明从帆布包里拿出那份账本复印件，放在谭思言桌上。“这是强盛集团做假账的证据。洗钱、偷税、行贿、虚开增值税发票，每一笔都有记录。我们需要你把这几年的报道整理出来，特别是那些跟这些账目对应的人名、时间、金额。你报道里提到的人和事，跟账本里记的人和事，对上了，就是证据。”
谭思言翻开账本，一页一页地看。他的手有些抖，不知道是激动还是紧张。他翻到某一页忽然停下。
“这笔钱我知道，一九九九年六月，强盛集团通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套现三百万元。我当时查到了这笔钱的去向——京海市前副市长赵立春的儿子赵瑞龙。”他把那一页从账本里抽出来，举到陈正明面前。“我当时写了稿子，被总编压下来了。总编说‘这件事不能报’。为什么不能报？因为赵立春当时正在上升期，马上要调到省里当副省长。谁报他的负面，谁就是跟省委过不去。”
陈正明接过那页纸。赵瑞龙。不止是赵瑞龙，是赵瑞龙。强盛集团的资金，流向了赵瑞龙。这跟他在江东查到的长藤资本的资金流向图完全吻合。
长藤资本的藤蔓从绿藤伸到榕城，从榕城伸到长山，从长山伸到河昌——现在，从河昌伸到了京海，伸到了强盛集团，伸到了赵瑞龙。
“谭记者，你报道里提到的那些人名、时间、金额，能不能整理成一份清单？我们跟账本的记录做比对。比对上的人，就是强盛集团行贿的对象。”
谭思言站起来走到文件柜前，从里面抱出厚厚一摞材料，都是他这些年被压下来没发的稿子。“这些稿子，每一篇都有人打招呼不让发。有的打了招呼就不发了，有的发了被撤了，有的撤了被烧了。这篇——”
他抽出一份泛黄的稿纸，边角都卷了，“是二〇〇〇年写的，关于高启强涉嫌指使他人故意伤害的报道。写了三个人，一个死了，一个残了，一个疯了。我采访了三个月，把证据收集齐了，稿子写好了，总编说‘发不了’。原因他也不说，就是‘发不了’。”
陈正明接过那份稿子，一页一页地翻。钢笔字迹，工整有力，每一个字都像是刻上去的。他把稿子收进帆布包里。“这篇稿子，我带走。”
从报社出来，安欣站在车旁边，手插在裤兜里，看着街道对面那栋高高的写字楼。写字楼的顶层挂着“强盛集团”四个大字，金色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陈正明，你看那四个字。”安欣抬起下巴点了点写字楼的方向。
陈正明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我看到了。”
“高启强在那栋楼的顶层有一间办公室，落地窗，可以看到整个京海。他每天站在窗前看着这座城市，他觉得自己是这里的王。”
陈正明看着那四个金色的大字，在心里对高启强说了一句话：“高启强，你在那间办公室里站了十几年，以为这座城市是你的。但你不是王，你只是一个贼。你偷了这座城市的钱，偷了这座城市的安宁，偷了这座城市的良心。你偷的东西，我们会一件一件地找回来。”
他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回到专案组已经是下午了。徐忠在办公室里等着他们。
“陈正明，听说你们今天收获不小？”
陈正明把账本复印件和谭思言的稿子从帆布包里拿出来，放在桌上。“洗钱、偷税、行贿、虚开增值税发票，这些罪名的证据基本齐了。故意伤害、杀人，这些罪名的证据还需要补充。安欣的配枪还没有找到，那把枪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