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跟在担架旁边，手里提着那个透明的证物袋，袋子里装着张克寒的枪——五四式，黑色枪身，握把上缠着胶布，抛壳窗里还卡着一发没有上膛的子弹。
这支枪六年前从河昌市公安局枪械库被领走，领枪人签了“张克寒”三个字，批准人签了“刘建国”三个字。六年后，它被装进证物袋，贴上标签，躺在法医的手里，再也不会有人用它来杀人了。
红蓝色的警灯在巷口闪了将近两个小时，把整条街照得像一个巨大的迪斯科舞厅。围观的人群被挡在警戒线外面，有人伸长了脖子往里看，有人举着相机拍照，有人交头接耳地议论。
一个老太太拉着旁边人的袖子问“发生什么事了”，那人说“好像是打死了一个杀人犯”，老太太“啊”了一声，又问“警察打死的？”那人说“是”，老太太点了点头，脸上的表情像是在说“打死得好”。
陈正明站在巷口的警戒线旁边，手里拿着那本笔记本。封面上沾了几滴血，不是他的，是张克寒的。血已经干了，变成暗褐色，像锈迹。他没有擦掉，因为他觉得这几滴血应该留在封面上。它们提醒他，就在几个小时前，一个人死在了他面前。那个人是该死，但死在谁面前，都是一条命。
秦川从巷子里走出来，左手拿着枪，右手拿着一个证物袋，袋子里装着张克寒口袋里掏出来的东西——几张皱巴巴的钞票，一串钥匙，一张叠成小方块的纸条。他把证物袋递给陈正明，“这是从他口袋里找到的。”
陈正明接过来，隔着透明的塑料看那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一行字，字迹潦草，但每一个字都能看清:“河昌的事已办完。速回海东。周。
”河昌的事已办完。速回海东。周。他从帆布包里拿出高建设笔记本里夹着的那封信的复印件，两行字并排摆在一起——“任务已完成，速离。”
“河昌的事已办完。速回海东。周。”字迹不一样，但句式一样，语气一样，同一个人的口吻。这不是巧合，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写给张克寒的指令。
“周。”陈正明把这个姓氏念了出来。“张克寒在海东的联系人，姓周。洪亮在海东查了那么久，查到了张克寒的姘头、窝点、销赃渠道，但没有查到姓周的联系人。这个人藏得很深，比张克寒还深。张克寒是刀，他是握刀的手。刀断了，手还在。手还在，就能再拿起另一把刀。”
秦川把枪放回枪套。“陈局长，张克寒的案子，局里已经定性了。持枪拒捕，被击毙。案卷移送到检察院，检察院审查之后认定我方使用武器合法，不予起诉。程序上，这个案子已经结了。”
陈正明看着秦川的侧脸。“程序上结了。事实上没结。张克寒在河昌的任务是什么？是谁派他来的？给他写信的‘周’是谁？这些事，案卷里没有，检察院的审查报告里没有，任何纸面上都没有。但它们存在，在张克寒的脑子里，在‘周’的脑子里，在刘建国的办公室里。”
秦川蹲下来，把烟蒂摁灭在地上。“我们怎么办？”
陈正明也蹲下来，两个人蹲在巷口的路沿上，像两个下夜班的工人，在路灯下歇脚。“等。等洪亮那边在海东查到‘周’的身份，等赵达声那边在省厅调到张克寒的档案，等刘建国露出破绽。张克寒死了，刘建国应该松了一口气。人一松气，就容易露出破绽。”
秦川沉默了片刻。“如果他一直不露破绽呢？”
陈正明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灰。“他不会的。他以为张克寒死了，这件事就翻篇了。但他忘了，张克寒在河昌的六年，留下了太多痕迹。
高建设的笔记本，张克寒的领枪记录，出租车司机枪击案的弹壳，给张克寒写信的‘周’。每一条痕迹都是一根线头。只要有一根线头在他身上，他一动，线就会动。线一动，我们就知道了。”
他转过身，朝停车的方向走去。走了几步，停下来，没有回头。“秦大队，回去写报告吧。明天省厅要来人，听我们的汇报。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一个字都不要说。”
“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
“张克寒持枪拒捕，被击毙。西山矿案告破，出租车司机枪击案告破，城东金店案、城西烟酒店案告破。这些该说。高建设的笔记本里夹着的那封信，‘任务已完成，速离’，不该说。
张克寒口袋里的纸条，‘河昌的事已办完。速回海东。周’，不该说。给张克寒写信的‘周’，不该说。刘建国在张克寒领枪记录上的签名，不该说。”
秦川攥紧了拳头又松开。“那我们查了那么久，查到的东西，一半都不能说。那查它还有什么意义？”
陈正明转过身来，路灯的光照在他的脸上，一半亮一半暗。“有意义。现在不能说，不等于以后不能说。等证据齐了，等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