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明站在白板前，用红色记号笔在“张克寒”三个字下面重重画了一道横线，又在这道横线下面写了几个日期和地名。一九九五年十二月，河昌，西山矿案，出租车司机枪击案；一九九六年三月至一九九七年八月，江东，三起盗窃案、一起抢劫案；一九九八年十月至二〇〇〇年五月，海东，两起诈骗案、一起故意伤害案；二〇〇〇年九月至今，中昌，河昌，行踪不明。
秦川把烟掐灭，站起来走到白板前，把那几个日期和地名看了一遍又一遍。“六年，七个案子，三省。他不是一个人在作案。他有同伙，有窝点，有销赃渠道。这七起案子，盗窃、抢劫、诈骗、故意伤害、杀人，什么都有。他不是专业杀手，他是职业罪犯。什么都干，什么都不挑。这种人最难抓，因为他没有固定的作案模式，没有固定的活动范围，没有固定的关系人。”
陈正明用红色记号笔在河昌后面打了一个问号。“他最后一次出现是在河昌。二〇〇〇年九月，他在河昌城东的城中村租了房子，住了将近一年，今年四月才离开。他在这里住了那么久，一定有活动，有接触，有留下痕迹。查，从他租住的那个房子开始查，查他的邻居，查他的房东，查他在河昌的关系人。他没有身份证，没有固定工作，没有银行卡，他在河昌怎么生活？谁给他钱？谁给他提供住的地方？谁给他掩护？把这些查清楚了，就能找到他。”
秦川拿起桌上的车钥匙。“我去城东。你去哪？”
“我去省厅。张克寒是省厅的人，他的档案在省厅。我要去调他的档案，查他的底细。他是哪里人，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的，什么时候调到省厅的，受过什么处分，有什么嗜好，有什么朋友。这些东西卷宗里没有，指纹档案里没有，只有省厅的人事档案里有。”
秦川的手停了一下。“省厅的人事档案。你能调到？”
“调不到，也要调。我找赵达声。”
赵达声，那个在绿藤市纪委的时候被调去省文史馆的老领导。陈正明知道他帮不了自己进不了省厅的人事档案室，但他在政法系统干了三十年，认识的人比他多得多。
电话那头，赵达声的声音比几年前苍老了一些。“陈正明，你到河昌了？”
“到了。赵书记，我需要您帮我一个忙。省公安厅有一个叫张克寒的干部，六年前借调到河昌市公安局。这个人涉嫌多起案件，包括杀人。我需要调他的档案。”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陈正明以为断线了。“张克寒。我认识这个人。他父亲跟我当过同事。他父亲叫张正国，省公安厅原副厅长，已经退休了。张克寒，他儿子。”
赵达声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像在念一个人的履历表。“张正国退休之前，把他儿子从下面调到省厅。干了几年，又借调到河昌。你想调他的档案，不是不行，是调了之后会打草惊蛇。张正国虽然退了，但在省厅还有很多人。你一动他儿子的档案，他那边就知道了。”
陈正明握着话筒，看一眼窗外灰蒙蒙的天。“赵书记，张克寒涉嫌杀人。他不只是借调期间掩盖真相，他亲手杀过人。出租车司机枪击案，用的枪是他从河昌市公安局领的。弹壳上留下了他领枪的记录，指纹留在高建设的笔记本上。他跑不掉了。”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你查到了什么？”
陈正明把弹壳鉴定报告、指纹比对报告、张克寒的领枪记录，一件一件地说了。赵达声听完，只说了一句“你把材料寄给我，我想办法。”电话就挂了。
陈正明把材料复印了一份，装进牛皮纸信封，写上了赵达声家的地址。信封很厚，贴了很多张邮票。他站在邮局柜台前，把信封投进邮箱。信封落进去的时候，发出“咚”的一声，很轻，很短。不是句号，是省略号。
秦川从城东回来了，带回了张克寒在河昌的社会关系人名单。房东老太太的儿子，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在城东开了一家小饭馆，帮张克寒租了那间房子，说他是“朋友的朋友”。
饭馆的老板娘，四十多岁，烫着卷发，涂着红指甲，说张克寒常来吃饭，“话不多，但出手大方”。城中村的一个无业游民，姓吴，三十出头，瘦得像一根竹竿，说张克寒给过他钱，让他帮忙“看着点，有人来找我就给我打电话”。
三个人，三条线。每一条线都细得像头发丝，但秦川顺着每一条线往下捋，捋了三天，捋出了张克寒在河昌的活动轨迹。他住在城东，常在城东活动，偶尔去城西，从来不进城南和城北。他有规律，有习惯，有活动范围。他不是一个幽灵，他是一个活在河昌的、有血有肉的、有吃有喝有睡的人。
秦川把这些信息填进了一张表格，贴在白板上，在“张克寒”三个字周围画了一个圈。陈正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