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上散落着十几页纸，每一页都是高建设的笔迹，工整、用力，像刻在石头上的碑文。窗外，河昌春天的风把窗玻璃吹得嗡嗡响，远处煤山的轮廓在灰蒙蒙的天际线上像一道永远愈合不了的伤口。
“这是我师父留下的全部材料。”秦川把最后一页纸放在桌上，摘下手套扔到一边，“原件。不是局里档案室那些被抽走、被涂改、被封存的复印件。这些是我师父出事之前交给我的。他让我保管好，说他如果出了事，就把这些东西交给检察院。他说‘检察院比公安局可靠’。”
陈正明没有急着看那些材料，目光落在秦川的手上。那双手粗糙、指节粗大、虎口有厚厚的老茧，此刻正攥着桌沿，指节泛白。他等了六年，从他师父死的那天就开始等，等到头发白了、眼角皱了、同期的人都升了调了，只有他还在这间办公室里坐着，守着这个案子，像一条守墓的狗。
“秦大队，你师父为什么觉得检察院比公安局可靠？”
秦川松开桌沿，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点着了，深吸了一口，烟雾在两个人之间散开。“因为局里有人不想让这个案子查下去。他想把案子压住，压到所有人都忘了。我师父查到了他，所以他要死。我师父死了之后，他以为没人再敢查了。我等了六年，不是为了等别人来查，是等我自己有能力查。我现在有了。如果再来一次，我不会让他得逞。”
陈正明把那些材料按照时间顺序排好，从第一页开始看。高建设的手写笔记比卷宗里的详细得多，每一条都列得清清楚楚，像一张精密的施工图纸。他记录了事发当天的每一个时间节点——几点几分接到报警，几点几分到达现场，几点几分进入矿井，几点几分看到尸体。
他画了一张现场方位图，标注了每一具尸体的位置、每一处血迹的分布、每一条矿道的走向。他的字里行间透着一种老刑警特有的直觉——这不是事故，是谋杀。
陈正明翻到第三页，手指停了。这一页的顶端写着“张克寒”三个字，下面密密麻麻列了一整页：
“此人自称省厅下派干部，借调我局协助查案。但经查，省厅刑侦总队并无名为张克寒的在编干部。其工作证系伪造。此人在现场的表现不符合刑侦人员的基本素养。进入矿井后，不关注现场痕迹，不询问目击证人，而是反复查看通风系统和瓦斯监测设备。其真实目的并非查案，而是确认现场是否留有被人为破坏的证据。怀疑此人系受雇于矿方或更高层的利益相关者，前来掩盖真相。”
陈正明把这一页连读了两遍。
“秦大队，张克寒的工作证是伪造的，你们当时没发现？”
秦川把烟掐灭，声音低沉而干涩。“发现了。我师父把他的工作证复印件寄到省厅去核实，省厅回函说‘无此人员’。他把回函附在材料里，准备向局里汇报。但还没有来得及汇报，他就出事了。他的车翻下山崖之后，我整理他的遗物，发现那份回函不见了。他办公室的抽屉被人撬过，材料少了至少三分之一。”
“少了什么？”
“少了张克寒的借调手续复印件，少了省厅的回函，少了他对张克寒身份的调查报告，还少了一份——我师父写的举报信。”
“举报谁？”
秦川看着陈正明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出那个名字：“刘建国。”
办公室里安静了片刻，安静到能听见走廊里有人在打电话，声音很低，听不清内容。
“刘局长？”
“对。我师父在举报信里说，刘建国收受矿方的贿赂，包庇矿方的违法行为。西山矿难不是天灾，是人祸。矿方违规开采、忽视安全措施，导致事故发生。事故发生后，矿方不是承担责任，而是销毁证据、收买证人、掩盖真相。
刘建国收了矿方的钱，所以这个案子只能以‘事故’结案。我师父查到了这些，所以他必须死。”
陈正明坐在椅子上，后背贴住椅背，手指在膝盖上微微蜷了起来。刘建国，河昌市公安局局长，一级警监，他报到那天亲自迎接，说“欢迎你来河昌”，笑容和蔼、态度热情。那张脸和秦川描述的那张脸，是同一个人。
“你有证据吗？”
“有。在我师父手里，但被偷了。那些材料的复印件我还有，是我师父出事之前让我复印的。他让我多留一份，说他怕原件保不住。他说对了。”
秦川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陈正明。信封没有封口，里面装着厚厚一摞复印件。他抽出第一页，是高建设写的举报信的底稿。
字迹潦草，像是在极度愤怒的状态下写的，但每一个字都力透纸背：“我，河昌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高建设，实名举报局长刘建国严重违纪违法，收受西山煤矿矿主贿赂，包庇矿方违法行为，致使西山矿难真相被掩盖，两名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