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每一页纸，都像一块吸饱了水的海绵，攥在手里沉甸甸的。那不是纸的重量，是一个人命的重量，是六年的时间磨不碎、冲不走、盖不住的重量。
现场勘验笔录、尸检报告、询问笔录、事故调查报告、高建国的手写笔记。他一份一份地看，看得很慢，一边看一边在笔记本上做记录，把每一个疑点都圈出来，把每一处矛盾都标注在旁边。
六年前的西山矿难，官方结论是瓦斯爆炸，造成两名矿工死亡。但高建国在现场勘验笔录中写了一句“瓦斯浓度检测数据偏低，不足以引发爆炸”。
这句话被钢笔划掉了，不是用橡皮擦掉的，是划掉的——一道一道的黑线，把那些字遮得严严实实，但墨水的颜色比周围的浅一些，在灯下反着光，能隐隐约约看到底下被遮盖的字迹。
陈正明把这一页举到台灯下凑近看。“瓦斯浓度检测数据偏低，不足以引发爆炸”——十七个字，每一个字都被划掉了，但每一个字都能看清。这不是他自己要划掉的，是有人替他划掉的。那个人不想让别人看到这句话，不想让别人知道这场“事故”可能不是事故。
高建国的手写笔记有十几页，字迹工整，每一条都列得很清楚。他记录了他在现场看到的每一个细节，记录了他对每一份证据的质疑，记录了他怀疑的每一个人。其中一页的顶端写着“张克寒”三个字，在这三个字下面画了一道横线。
横线很重，笔尖把纸压出了一道凹痕，像是他在写下这个名字的时候，手指在用力，心也在用力。在名字下面，他写着:“省厅下派干部，借调我局协助查案。此人行为反常，多次阻挠调查。怀疑其真实目的并非协助查案，而是掩盖真相。”
陈正明把这一页反复读了两遍。张克寒。这个名字在秦川的嘴里出现过，在高建国的笔记里出现过。一个省厅下派的干部，借调到河昌市公安局协助查案，却成了被怀疑的对象。
他阻挠调查，掩盖真相，然后高建国就死了。车祸，刹车失灵，连人带车翻下山崖。局里认定是意外，但秦川不信，陈正明也不信。
第四天上午，陈正明拿着卷宗去了刑侦大队。秦川正坐在桌前看一份材料，面前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有些已经灭了，有些还冒着细烟。办公室里弥漫着浓烈的烟味，陈正明不抽烟，但他没有皱眉，把卷宗放在秦川桌上，拉开椅子坐下来。
“秦大队，卷宗我看了。我有几个问题。”
秦川把材料放下，烟掐灭在烟灰缸里，靠在椅背上，两只手交叠在肚子上，眯着眼睛看着陈正明。“你说。”
陈正明翻开笔记本，目光落在第一条记录上。“第一，瓦斯浓度检测数据。高建国在现场勘验笔录中记录了‘瓦斯浓度偏低，不足以引发爆炸’。这句话被人用钢笔划掉了。但笔迹还在，墨水的颜色不同，可以鉴定是被谁划掉的。这份笔录的原件在哪里？”
秦川的眼睛睁大了一些，眯着的那条缝裂开了一点，露出一线光。“原件在档案室。封存了。局里说‘已结案，不予调阅’。我申请了两次，都被驳回了。”
陈正明在笔记本上记下了“档案室，原件封存”几个字，又翻了一页。“第二，张克寒。高建国在笔记里写他‘行为反常，多次阻挠调查’。他是省厅下派的干部，借调到你们局。他的借调手续还在吗？他是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走的？谁批准他来的？这些信息卷宗里没有。”
秦川从椅背上直起身，双手放在桌上，身体前倾。他的表情变了，不是从冷淡变成热情，是从石头变成了磨刀石——还是硬的，但开始有了摩擦力。“借调手续在政治处。他是九五年十月来的，九六年一月走的。来的时候说是省厅派来协助查案的，走的时候说是‘完成借调任务’。但我知道，他不是来完成任务的，他是来完成任务的——来完成销毁证据的任务。”
陈正明把这些信息一一记下。“第三，高建国的死。车祸，刹车失灵。卷宗里附了一份交警的事故认定书，结论是‘车辆制动系统老化，导致刹车失灵’。有没有对车辆进行过司法鉴定？鉴定报告在哪里？谁做的鉴定？这几个问题卷宗里都没有答案。”
秦川沉默了。他拿起桌上的烟盒，抽出一根烟叼在嘴里，打火机打了三次才点着。他深吸了一口，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在两个人之间形成一道灰白色的屏障。
“没有司法鉴定。交警出了事故认定书之后，车就被拖走了，报废了。我申请对车辆进行鉴定，局里说‘没必要’。我申请重新调查，局里说‘已结案’。我申请调阅事故认定书的原始档案，局里说‘找不到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平到没有任何感情色彩，像一个在沙漠里走了太久的旅人，嗓子已经干得冒烟了，但还在走。
陈正明低下头，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