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明把这页纸收进信封里，把信封放进帆布包，站起来。“秦大队，这些材料我先带回去。你今天说的话，我今天听到的事，我放在心里。但在我查清楚之前，在我拿到确凿的证据之前，你不能再跟任何人说这件事。不是我不信你，是说了没用。没有证据，说什么都是空的。”
秦川看着他，沉默了片刻。“我知道。我等了六年，不差这几天。你去查。查到什么，告诉我。查到哪一步，我跟你走到哪一步。”
陈正明背着帆布包走出刑侦大队办公室。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他的脚步声在空旷的空间里回荡。
他没有回自己的办公室，而是下了楼，穿过院子，走出公安局大门。站在门口，仰起头看着那面在风里猎猎作响的五星红旗。旗杆很高，红旗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像一团燃烧的火焰。
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句话：“你从检察院来的时候，以为公安局比检察院单纯。以为公安局是抓坏人的，好人不会抓好人。到了这里你才发现，公安局也有坏人。坏人穿着警服，坐在局长办公室里，管着上百号警察。你现在知道了这个人是谁，但你动不了他。你没有证据，你没有权力，你只是一个刚来一个星期的副局长。你动不了他，但你可以查他。从外围开始查，一步一步地查，查到他露馅为止。”
他走下台阶，走进河昌灰蒙蒙的、起风的、四月的傍晚。
他决定先不去查刘建国，而是去查西山矿。矿在那里跑了六年，跑不了。矿上的人可能还在，当年的事也许还有人记得。有人记得，就有人愿意开口。有人开口，就有证据。有证据，就不怕刘建国不认。
第二天一早，陈正明跟秦川说要去西山矿看看。秦川没有问为什么，站起来拿起桌上的车钥匙。“我送你。路远，不好找。”
车开出城区，沿着一条坑坑洼洼的柏油路向北行驶。路两边是大片大片荒芜的田地，田里长满了野草，偶尔有几间破败的土坯房从车窗外掠过，墙上刷着“要想富先修路”的标语，字已经模糊了。
远处，几座黑色的煤山在灰蒙蒙的天际线下一字排开，像一排蹲着的巨兽，沉默地注视着这片被掏空了土地。
走了将近一个小时，秦川把车停在一座煤矿的门口。门楼上的字写着“西山煤矿”，红色的，油漆已经剥落了。门卫室窗口探出一颗花白的脑袋，脸很瘦，皮肤被煤灰染成了灰黑色。秦川探出头喊了一声：“老赵，是我！”
老赵认出了秦川，打开门让他们进去。矿上很安静，没有机器的轰鸣，没有运煤车的穿梭，只有几个穿着矿工服的工人在空地上晒太阳。秦川把车停下来，对陈正明说：“九八年就停产了。矿挖空了，老板跑了，工人下岗了。现在只剩下几个看门的。”
他们下了车，站在矿区空地上。风很大，吹起的煤灰打在脸上，生疼。陈正明眯着眼睛看着那些破败的厂房、锈蚀的井架、堆成山的煤矸石。
这里曾经热闹过，大车来小车去，煤从这里运出去变成钱，钱从这里流出去变成权力。权力保住了矿，矿回馈了权力。钱权交易在这里完成了闭环，闭环的中心是那个已经跑了的矿主，和那个还坐在局长办公室里的刘建国。
秦川带他走到矿井口。井口被铁栅栏封住了，栅栏上挂着一块牌子，写着“危险，禁止入内”。他站在栅栏外面往里看，里面黑洞洞的，什么都看不见。但他知道那个黑洞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两个人死在里头，一个人在里头掩盖了证据，一个人在外头阻止了调查。
“秦大队，当年出事的那两个矿工，叫什么名字？”
秦川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了几页。“一个叫王德厚，四十五岁，采煤工，家住西山镇王家村。一个叫李长河，三十八岁，也是采煤工，家住西山镇李家沟。两个人的家离这里不远。”
“他们的家属还在吗？”
秦川合上本子。“王德厚的老婆还住在王家村。李长河的老婆改嫁了，搬到外省去了。李长河的父母还在李家沟。”
陈正明转过身。“先去看王德厚的老婆。”
王家村在西山镇的东边，从煤矿开车过去只要十几分钟。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散落在山坡上，房屋大多是土坯墙、灰瓦顶，有些墙上刷着“计划生育人人有责”的标语，字迹模糊。
秦川把车停在一棵老槐树下，带着陈正明穿过一条窄巷子，走到一栋土坯房前。门半开着，里面传来收音机的声音，正在放豫剧。
“王婶，在家吗？”
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从屋里走出来，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蓝布衫，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田地。她的眼睛有些浑浊，但看见秦川的时候亮了一下。“秦队长？你怎么来了？”
“王婶，这是我们局新来的陈局长。他想了解一下当年王德厚的事。”
女人的脸色变了。嘴唇动了几下，退后一步，手扶住门框。“那件事不是已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