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里有一股煤烟味，比榕城浓得多，呛得陈正明咳嗽了两声。林婉清把知远裹在自己外套里，知远的脸贴在她胸口，小手攥着她的衣领，还在睡。
河昌是中昌省北部的一个地级市，煤炭资源丰富，被称为“煤城”。城市不大，从火车站出来，一条笔直的大道通向市中心，路两边是低矮的楼房和零星的商铺。
街上行人稀少，只有几个赶早班的人在等公交车，缩着脖子，嘴里呼着白气。陈正明在出站口站了片刻，把这座陌生城市的空气吸进肺里。
河昌。他在心里默念了一回这个地方的名字。地图上它只是一个小圆点，但从今天起，他的命运就拴在这个圆点上了。
公安局派了一辆北京吉普来接站。司机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穿着警服，肩上一杠一星，话不多，帮他们把行李搬上车，说了句“陈局长，局长让我来接您”，就再也没开口了。
吉普车开出火车站，穿过市中心，拐进一条安静的街道。两边的梧桐树比火车站那边粗了很多，像两排站得笔直的老兵，枝叶在头顶交错，搭成一条灰色的隧道。
公安局在河昌市的东边，一栋六层的灰色大楼，门口挂着“河昌市公安局”的牌子，白底黑字。院子里停着几辆警车，车身上溅满泥点，挡风玻璃上落着厚厚一层灰。
陈正明下了车，站在院子中间，仰起头看着那栋灰色大楼。楼顶上竖着一根旗杆，五星红旗在晨风里猎猎作响。他摸了摸帆布包的带子，走进大楼。
政治处主任姓郑，五十多岁，圆脸，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像一个老派的账房先生。他把一摞表格放在陈正明面前，推了推眼镜。
“陈局长，这是报到登记表、干部履历表、住房申请表，您填一下。住房已经安排好了，在局后面的家属院，三楼的房子，两室一厅。您先住着，以后有条件了再调。”
陈正明低头填表。姓名，性别，出生年月，籍贯，学历，工作经历——这些信息他填了无数次了，从青江县信访局到绿藤市纪委，从绿藤市纪委到江东市检察院，从江东市检察院到河昌市公安局。每一次填表，他都把每一个字的笔画写清楚，不是做给谁看，是他的字一直是这样。
郑主任等他填完，站起来。“陈局长，局长在办公室等您。我带您过去。”
局长办公室在六楼走廊的尽头，门关着，门上的牌子写着“局长室”。郑主任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个低沉的男声:“进来。”
推门进去，办公室很大，但布置很简单。一张老式办公桌，几把木椅，一个铁皮文件柜，一个洗脸架。桌上堆着文件和卷宗，只有一个角落是空的，放着一个白瓷茶杯，杯盖上落了一层细灰。
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着一身警服，肩上的警衔是一级警监，脸方方正正的，浓眉大眼，嘴唇很厚，给人一种“这个人不好惹”的第一印象。他正在看一份文件，听见门响抬起头，目光在陈正明身上从上到下地扫了一遍。
“陈正明？”他的声音不大，但底气很足。
“局长好。”
局长把文件放下，靠在椅背上，两只手交叠在肚子上。“我是局长刘建国。欢迎你来河昌。你的调令我看了，省厅点名要你，说你法律功底扎实，办案经验丰富。你在检察院干过，在纪委也干过，现在是公安局的副局长。这三个部门跨度很大，你能适应吗？”
陈正明站在办公桌前，后背挺得很直，像一把插在枪套里还没有拔出来的枪。“刘局长，法律是相通的。纪委也好，检察院也好，公安局也好，都是拿法律当武器。武器换了，打法不变。给我一点时间，我会尽快适应。”
刘建国看着他的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满意，不是不满意，是一种长期当领导的人习惯性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审视，像在检查一把新到的枪有没有上膛、保险有没有关、能不能放心地交给下面的人去用。
“好。你先去熟悉一下情况。刑侦大队的队长秦川，是我们局的老人了，干了十几年刑侦，经验丰富。你先跟他磨合磨合，有什么不懂的问他。”
陈正明点了点头，转身走出办公室。
走廊里的灯还亮着，日光灯管发出轻微的嗡嗡声。他走下楼梯，腿有些发沉。从检察院到公安局，从公诉席到案发现场，这一步跨得比他预想的要大。
在检察院，他的工作是从卷宗里找证据。在公安局，他要从案发现场找证据。前者是二手货，后者是一手货。他不知道他能不能在那些血迹、指纹、脚印、烟头、弹壳里找到答案。
刑侦大队在二楼。走廊尽头，门半开着。他敲了敲门框，里面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进来。”
推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