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着小雨，四月的榕城，雨是细密的，像雾一样，打在脸上凉丝丝的。他没有打伞，背着那个用了多年的帆布包，从招待所走到检察院。路不长，走了十几分钟，但他走得很慢，像是要把这段路记住。
检察院大楼在雨里灰蒙蒙的，门口的台阶湿了，反着光。值班室的老头看见他进来，摘下老花镜，站起来。“陈检，今天还来上班？”陈正明说“来收拾东西”，老头点了点头，坐下来，戴上老花镜继续看报纸。收音机里放着评书，单田芳的声音沙哑苍凉，说岳飞传，正说到风波亭。
他没有先上四楼，而是一层一层地走。一楼是接待室，门关着，他推门进去看了一眼。那张长条椅还在，张德厚就是坐在这张椅子上，把儿子的照片一张一张地摊开。两个月过去了，张明辉的案子已经处理完毕，郑警官被开除公职，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责。
分局发了整改通知，对刑侦大队进行了一个月的教育整顿。他把照片还给张德厚的时候，张德厚的手还在抖。他说“陈检，我儿子现在敢出门了”，陈正明说“那就好”。
二楼是侦查监督科，门开着，吴科长正坐在桌前写材料，听见脚步声抬起头，“陈检？”站起来，摘下眼镜，嘴唇动了几下，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陈正明站在门口说“吴科长，我来告别”，吴科长点了点头，把眼镜戴上，低下头继续写。
三楼是公诉科。他在这里待的时间最长，从副科长到副检察长，从公诉席到办公室。他推开门，办公室里坐着小刘、老张、还有那两个刚分来的年轻人。小刘看见他，“陈检，你怎么来了？你不是明天就走吗？”陈正明说“今天来收拾东西，顺便看看你们”。小刘的眼眶红了，把脸转过去假装看电脑。
他没有进公诉科，站在门口说“你们忙，我走了”。他转身的时候，听到身后有人说“陈检，保重”。不知是谁说的。
四楼是他的办公室。推开门，窗台上的文竹还在，藤蔓已经爬满了窗户的上半截，叶子密密匝匝的，像一面绿色的帘子。他没有带走，留给下一任了。文竹不认人，谁来给它浇水，它就为谁绿着。
桌上已经空了，抽屉也空了。他在这个房间里坐了一年多，审了多少份起诉书，写多少份检察建议，签多少份纠正违法通知书，记不清了。只记得窗外的梧桐树从光秃秃到满枝绿叶，从满枝绿叶到落叶缤纷，看了一年多。
他站在窗前，最后看了一眼那棵梧桐树。雨打在树叶上，沙沙的。
他转过身，背着帆布包走出办公室，门没有锁，钥匙放在门框上面，下一任会找到的。
走下楼梯的时候，高剑从办公室里走出来。他今天穿了一件深色的夹克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手里端着那个搪瓷缸子。他站在走廊里没有走过来，就那么看着陈正明从楼上走下来。
“要走了？”
“要走了。”
高剑端着缸子走过来，站在陈正明面前，看着他的白衬衫、帆布包、那双穿了很多年的皮鞋。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眼底有什么东西在闪，不是泪光，是那种看着自己亲手带出来的人要飞了、知道他会飞得很高、但还是忍不住想伸手拉一把的复杂。
“陈正明，到了河昌，你是公安局副局长了。不是副检察长了。公安局跟检察院不一样。检察院是等案子来，公安局是去找案子。你去找案子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高科长，我会的。”
高剑把搪瓷缸子递过来。“这个给你。不是什么好东西，跟了我十年。你带到河昌去，想我的时候用它喝口水。”
陈正明接过那个搪瓷缸子。缸子是白色的，上面印着“江东市人民检察院先进工作者”几个红字，字已经模糊了，边角磕了好几道豁口，底部的瓷都掉了，露出黑色的铁胎。
他接过来说“高科长，我没什么东西留给你”，高剑摆了摆手，“你把我带出来的那些案子留给我就行了。你办的案，我脸上有光。”
陈正明把搪瓷缸子装进帆布包里，包更沉了。
他走下台阶，走进雨里。雨不大，但他走了几步之后停下来，站在检察院大楼的门口回过头。
高剑还站在走廊的窗前，手里夹着一根烟，没有点。他看着陈正明，两个人在雨中对视了片刻。高剑抬起夹着烟的手，朝他挥了一下。不是告别，是让他走。
陈正明转过身，走了。
下午，陈正明去了榕城市人民医院。不是去看病，是去告别。张明辉在这里住了将近一个月的院，出院后每周还要来复查。陈正明在门诊大厅等了将近半个小时，才看到张明辉从电梯里走出来。
他穿着一件深色的运动服，戴着一顶棒球帽，帽檐压得很低，低着头走路，像怕被别人认出来。张德厚走在他旁边，一手扶着他的胳膊，一手提着病历袋。
“张明辉。”陈正明叫了一声。
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