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待所窗外的巷子里，那只橘猫上个月生下了一窝小猫，四只，两只橘的、一只黑的白爪、一只花的。它们挤在台阶下面的纸箱里，眼睛还没睁开，每天就知道吃奶、睡觉、挤在一起取暖。橘猫瘦了很多，毛也掉了好几块，但它每天还是蹲在台阶上舔爪子，舔完了抬起头看着这扇窗户，喵一声，像是在说——“我还在这里。”
知远已经一岁半了。他会走了，走得不太稳，像一只刚学会飞的小鸟，扑腾着翅膀，跌跌撞撞的。他最喜欢做的事情是站在小床边，两只手抓着栏杆，用力地摇晃，把小床摇得吱呀吱呀响，然后用那双黑亮的眼睛看着陈正明，嘴角一咧——“爸爸！”
他的声音很响亮，响到整层楼都能听见。每次他喊“爸爸”的时候，陈正明都会放下手里的笔，走过去，把他从小床里抱出来，举过头顶。知远就咯咯地笑，笑得口水都流出来了。
陈正明在江东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的位置上，已经干了快两年。两年里，他分管公诉和侦查监督，办了江东集团案的二审，发了十几份纠正违法通知书，纠正了一起刑讯逼供的错案，把长藤资本在江东省的资金网络全部梳理完毕。
那张资金流向图从最初的两页纸变成了十几页，从江东省扩展到了海东省、中昌省，最后指向汉东省。他在那张图的右下角写下了“赵瑞龙”三个字，没有画问号，因为证据已经足够——长藤资本的根，就在汉东，就在赵瑞龙手里。
但根在汉东，他够不着。他只是江东省一个地级市的副检察长，赵瑞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赵立春的儿子。他手里的证据，不足以撼动那棵大树。
他能做的，是把这些证据整理好，通过正常渠道上报。他报了，报给了省院，省院又报给了最高检。最高检有没有往下查，他不知道。他只是一个小人物，他能做的就是把证据递上去。
三月二十日，星期二。陈正明正在办公室审阅一份起诉书，桌上的电话响了。他接起来，那头是省院政治部的孙主任，声音比平时郑重，像在念一份文件。“陈正明同志，中组部通知下来了。你被列为全国检察系统跨省交流干部，交流到中昌省河昌市公安局，任副局长，副处级。下个月十五号之前报到。”
陈正明握着话筒，沉默着。屋里很安静，安静到能听见窗台上那盆文竹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地响。那盆文竹他养了一年多，从半死不活到枝繁叶茂，现在长出了一根长长的藤蔓，弯弯曲曲地攀上了窗户的边框。它的根在巴掌大的花盆里扎得很浅，但藤蔓已经伸到了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叶尖的嫩绿色在阳光下泛着几乎透明的光。
“孙主任，知道了。谢谢组织的信任。”
挂了电话，他靠在椅背上。公安局，河昌市，中昌省。从检察院到公安局，从江东到中昌，从分管公诉到分管刑侦。这是一步很大的跨越，跨出了他熟悉的领域，跨出了一个他已经完全掌握的体系，跨进了一个他只在卷宗里见过的、只在法庭上对峙过的、只在纠正违法通知书里批评过的世界。
他不再坐在公诉席上指控犯罪，而是要带着人去侦查犯罪。他不再是那个在法庭上审视证据的检察官，而是要成为那个在案发现场寻找证据的警察。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好，但组织上让他去，他就要去。
下班后，陈正明没有加班。他背上帆布包走出办公室，走过走廊，走下楼。他没有坐车，沿着榕江的江堤走回家。江水在夕阳下泛着金光，河面上有几艘货船突突突地开着，船尾拖着长长的白色尾巴。
他走得很慢，不是不急着回去，是需要把一些东西想清楚。长藤资本的网他已经画完了，能查的都已经查了，查不到的他够不着，不是不查，是交出去了。河昌市，中昌省，那是一个全新的地方，不知道长藤资本有没有把藤蔓伸到那里，他要去看看。
他走到招待所门口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知远正蹲在台阶上，手里攥着一根树枝，在地上画圈圈。那只橘猫蹲在他旁边，舔着爪子。他看见陈正明，扔了树枝，张开两只胳膊，歪歪扭扭地跑过来。他跑得很不稳，跑了几步就摔倒了，但他没有哭，自己爬起来，继续跑。“爸爸！抱！”
陈正明弯下腰，把知远抱起来，举过头顶。知远咯咯地笑，口水流到了他脸上，他没有擦。
林婉清站在门口，双手在围裙上擦着。她的头发比刚来榕城时长了不少，扎成一条马尾，垂在脑后，穿着那件淡蓝色的家居服。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
陈正明把知远抱在怀里，站在那里。“婉清，我要调走了。”
她脸上的笑容像被风吹过的湖面，荡了一下，很快恢复了平静。
“调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