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鸣声一浪高过一浪，从清晨一直叫到深夜，像是要把整个夏天喊破。招待所的房间没有空调，只有一台老式电扇，开最大档的时候嗡嗡响，吹出来的风是热的，但总比没有强。
林婉清的预产期在七月中旬。她的肚子已经很大了，大到系不上鞋带，大到翻身需要他帮忙，大到走路的时候双手撑着腰，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但她每天还是坚持走路，从招待所走到巷口的菜市场，再从菜市场走回来，来来回回，说是“好生”。
陈正明每天早上出门前会蹲下来，把耳朵贴在她肚子上听一会儿。那个孩子在肚子里动得很厉害，拳打脚踢的，像是在里面练武术。林婉清说“他肯定像你，好动”，陈正明说“也好，不像我不会说话就行”。
江东集团案的二审在省高院开过一次庭前会议，正式开庭排期在八月份。乔绍廷提交了一份长达二十页的上诉状，把一审判决的每一条都打了。陈正明已经改到了第八稿，把乔绍廷可能提出的每一个质疑都预想到了，把每一条应对的法律依据都备齐了。
答辩状锁在办公桌的抽屉里，但他脑子里还装着另一份——那是在绿藤市纪委时就起草的、对长藤资本的资金网络的梳理，这份清单的每一页都写着“待查”两个字，已经写了好几页了。
七月十二日，星期一，凌晨三点。
陈正明被林婉清的叫声惊醒。他睁开眼，台灯还亮着，林婉清侧躺在床上，一只手抓着床单，另一只手捂着肚子。她的额头上全是汗，头发贴在脸上，嘴唇发白。“正明，好像要生了。”
他一下子清醒了，从床上弹起来，穿衣服，拿上那个提前准备好的行李袋——里面装着换洗衣服、卫生纸、水杯、巧克力、户口本、身份证、孕妇保健手册。这些东西他早在半个月前就准备好了，放在房间最显眼的地方，但他还是慌乱了一阵，把行李袋翻了又翻，确认每一样东西都在。
他扶着林婉清下楼。她走得很慢，没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气。肚子里的孩子等不及了，宫缩一阵紧过一阵。
凌晨的榕城很安静，巷子里的路灯还亮着，橘黄色的光洒在地面上。那只橘猫蹲在台阶上，看见他们出来，没有叫，只是静静地看着。
陈正明在巷口拦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看了一眼林婉清的肚子，二话不说发动了汽车。车开得很快，在空旷的街道上飞驰。林婉清靠在他肩膀上，手一直抓着他的手臂，指甲掐进肉里，很疼。他没有推开，让她掐着。
榕城市人民医院的急诊室灯火通明。护士推来一张轮椅，把林婉清推进了产房。陈正明被拦在了门外，那道门关上的时候，发出一声沉闷的“砰”，像是有人在他心上敲了一下。
走廊里的灯是白色的，白得刺眼。墙上的挂钟指向凌晨三点四十分。他在走廊里来回走着，从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回这头。偶尔有护士推着推车经过，车轮碾过地面，发出吱吱的声音。
凌晨四点，产房的门开了一条缝，一个护士探出头来。“你是家属？”
“是。”他走上前。
“你爱人问你，给孩子取什么名字？”
陈正明愣了一下。他想过这个名字，想了好几个月，从林婉清第一次在电话里说“我怀孕了”的那一刻就开始想。他想过很多名字——陈正己、陈正行、陈正道、陈正远。最后他定了“知远”。“陈知远。知道的知，远方的远。告诉她，知远方，行正道。”
护士笑了一下，把头缩回去，门又关上了。
凌晨四点五十八分，产房里传出一声婴儿的啼哭。那声音很响，响到整个走廊都能听见。不是那种小猫一样的细声细气，是那种中气十足的、像一个小喇叭一样的、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他来了的哭声。
陈正明站在走廊里，双腿像灌了铅。
护士又探出头来，这次脸上带着笑。“恭喜你，是个儿子。母子平安。”
他的眼眶一热，眼泪掉了下来。
他没有擦，让它们流着。走廊里空无一人，只有他一个人，只有头顶那盏白得刺眼的灯。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林婉清被推出了产房。她的头发湿透了，脸色苍白，嘴唇干裂，但眼睛是亮的，亮得像两颗被水洗过的星星。她看见陈正明，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你哭了？”
“没有。”他用手背擦了一下脸。
林婉清笑了一下，闭上了眼睛，像是用完了全身的力气。
护士把孩子抱了过来。很小，小到陈正明不敢伸手去接。他的头只有拳头那么大，脸皱巴巴的，眼睛闭着，拳头攥得紧紧的，像是握着一个看不见的秘密。
护士说“你抱抱他”，把孩子放在陈正明怀里。孩子很轻，轻到像没有重量。但他抱着的时候，感觉自己的两条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