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检，那个通知书我们收到了，能不能再商量商量？”“陈检，你们这样发，我们以后的工作没法做了。”
陈正明接完第四个电话后，把话筒放回座机上，手指在上面搭了片刻才松开。他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天花板是白色的，没有裂缝，但窗台上那盆文竹的叶子已经绿了大半，新长出来的嫩叶翠绿翠绿的，在阳光里微微发亮。
他每天给它浇水，每周施一次肥，黄叶子一片一片地剪掉，绿叶子一片一片地长出来。植物比人诚实，你给它多少，它就长多少，从不骗人。
下午两点半，陈正明带着吴科长去了榕城市公安局。
公检法联席会在公安局三楼的小会议室召开，长条桌的一边坐着检察院和法院的人，另一边坐着公安局的领导。陈正明坐在检察院的位置上，面前摊着笔记本，手里握着钢笔。吴科长坐在他旁边，表情有些紧张，手指一直在笔记本的边角上摩挲。
公安那边来了七八个人，坐在主位的是榕城市公安局分管法制工作的副局长，姓赵，五十多岁，圆脸、浓眉、大嗓门。赵副局长靠在椅背上，两只手交叠在肚子上，目光在陈正明身上上上下下打量了好几个来回。
“你就是检察院新来的那个副检察长？年纪轻轻，发通知书倒是不手软。七份，半个月，你这是要干嘛？”
陈正明没有回避他的目光，直直地迎了上去。“赵局长，我发纠正违法通知书，不是为了显示检察院的存在感，是为了让你们的案子经得起法庭的检验。你们刑讯逼供，我们不发通知书，到了法庭上，辩护律师会直接要求排除非法证据。到时候被动的不是我们检察院，是你们公安局。”
赵副局长的脸色变了，不是变红也不是变白，而是一种被人戳到了痛处又不好意思喊疼的、又硬又涩的、像生吞了一口没熟透的柿子的灰。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杯子放下来的时候用力重了一些，发出“咚”的一声闷响。
“陈检，你说的刑讯逼供，有证据吗？嫌疑人身上有伤，就是我们打的？嫌疑人自己摔的、同伙打的、抓捕过程中磕的，都有可能。你们检察院凭什么认定是我们打的？”
陈正明翻开笔记本，目光落在那一页上。“赵局长，我们有证据。第一，七份纠正违法通知书涉及的那七件案子，嫌疑人在进入派出所之前，体检记录显示体表无伤。第二，嫌疑人在派出所接受讯问之后，体表出现了淤青。淤青的部位、形状、大小，在照片上一目了然。第三，讯问过程的同步录音录像，有的缺失，有的不完整，有的角度不对，根本看不清讯问室里发生了什么。这三条加在一起，指向同一个结论——嫌疑人的伤，是在派出所期间造成的。是谁造成的？你们自己去查。”
会议室里安静了片刻。赵副局长把茶杯放下，双手抱在胸前，表情从灰变成了青。“陈检，你发纠正违法通知书，我们不反对。但你一次发七份，连个招呼都不打，是不是有点过了？你提前跟我们通个气，我们内部先处理，该查的查，该改的改，何必搞得这么难看？”
赵副局长把那句在肚子里憋了很久的话摔在了桌上——“你们检察院管得也太宽了！”
陈正明把笔记本合上，看着赵副局长。“赵局长，检察院的职责，就是法律监督。监督，就是管得宽。不管不宽。不宽，就不叫监督，叫协调。协调可以你好我好大家好，监督不是。监督是你不好，我就不能让你好。我不是在针对你个人，我是在针对你们的执法不规范。你们的执法规范了，我一份通知书都不用发。你们的执法不规范，我发一百份都是应该的。”
赵副局长站了起来，椅子往后一推，发出刺耳的嘎吱声。“陈正明，我干了三十年公安，第一次被人这么教训。你厉害。今天的会不开了，散会。”
他抓起桌上的帽子扣在头上，大步走了出去。其他几个公安干部也跟着站了起来，有的看了陈正明一眼，有的没有看，低着头跟在后面走了。
会议室里只剩下陈正明、吴科长和法院的两个人。吴科长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手有些抖。“陈检，我们是不是把赵局长得罪得太狠了？以后的工作还怎么开展？”
陈正明站起来把笔记本收进帆布包里。“吴科长，得罪他不是目的，让他改才是目的。他不改，我们的通知书就接着发。发到他改为止。”
走出公安局大楼的时候，阳光很烈。吴科长走在陈正明旁边，沉默了很长一段路，终于开了口。“陈检，你在纪委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
“纪委比检察院更难。纪委查的人，级别比你高得多，权力比你大得多。你不硬，他们更硬；你硬了，他们反而软了。”
他坐上车，把帆布包放在膝盖上。吴科长发动了汽车，陈正明闭上眼靠在座椅上，在心里对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