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从公诉科搬到了四楼，比原来那间大一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一张老式办公桌，一把转椅，两把木椅，一个铁皮文件柜，一个洗脸架。
桌上堆着前几任留下来的文件，最底下的那份日期还是一九九七年的。窗前有一棵梧桐树，枝丫刚好伸到窗户边缘，春天的芽苞已经鼓得像一颗颗绿色的子弹，随时会炸开。
他没有急着看文件，先把办公室打扫了一遍。不是有洁癖，是他需要用自己的方式来标记这个空间——把文件柜里的卷宗按年份分类，把抽屉里的杂物清理干净，把桌上那盆快死的文竹浇了水。
文竹是前任副检察长留下的，叶子黄了大半，但根部还有一点绿意。他把黄叶剪掉，把花盆移到窗台上，让它能晒到太阳。
七点四十分，高剑推门进来。他今天穿了一件新衬衫，浅蓝色的，领口扣得严严实实，头发也比平时梳得整齐。他站在门口，没有进来，目光在办公室里扫了一圈，落在窗台上那盆文竹上。
“这盆文竹，前任养了三年，一直半死不活的。到你手里，希望能活。”
“高科长，坐。”陈正明从文件柜后面探出头来。
高剑没有坐。他走进来，把一份文件夹放在桌上，双手插在裤兜里。“这是侦查监督科最近几个月的案件统计报表。你分管公诉和侦查监督，侦查监督那边的情况你要尽快熟悉。吴科长这个人你也知道，他做事慢，但稳。你不要催他，催急了反而不好。”
“高科长，我不是催他。我是要帮他。侦查监督科人手少，案子多，压力大。我去那边不是去管他们，是去跟他们一起干。”
高剑看了他一眼，嘴角动了一下。“随你。反正你是分管领导，你说了算。”他转过身走了。
八点整，陈正明拿着那份文件夹去了三楼的侦查监督科。侦查监督科在走廊的尽头，门半开着。他敲了敲门框，里面传来一个慢条斯理的声音:“进来。”
吴科长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在看一份文件。他听见门响抬起头，看见是陈正明，愣了一下，然后站起来。“陈检？你怎么下来了？”
“吴科长，我来看看。”陈正明走进去，坐在吴科长对面的椅子上。办公室不大，比公诉科的略小，但收拾得很干净。桌上摆着一盏台灯，一台老式电脑，一个笔筒，笔筒里插着几支钢笔。墙上挂着一幅字——“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打印体，楷书，加粗。
吴科长重新坐下来，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陈检，你刚到分管岗位，应该先熟悉情况，不急着下来。”
“吴科长，熟悉情况最好的方式，不是看报表，是办案子。”陈正明翻开那份文件夹，目光落在第一页的标题上。“侦查监督科今年一季度受理案件多少件？”
“四十七件。”
“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多少份？”
吴科长沉默了一下。“两份。”
陈正明合上文件夹看着吴科长。吴科长也看着他，两个人对视了片刻。吴科长先移开了目光，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水。
“吴科长，我不批评你。我知道你的难处。侦查监督科只有三个人，四十七个案子，每个案子都要审查。你发纠正违法通知书，公安那边不配合，发了也没用。你还要跟他们协调，协调不好，以后的工作更不好做。”
陈正明的语气没有任何指责的意味，甚至带着一丝理解。“但吴科长，我们是法律监督机关。监督，不是协调。协调可以你好我好大家好，监督不是。监督是你不好，我就不能让你好。”
吴科长把茶杯放下靠在椅背上。“陈检，你从公诉科来的，你办案子有一套。但侦查监督跟公诉不一样。公诉是跟案子打交道，侦查监督是跟人打交道。你跟人打交道，不能太硬。”
“吴科长，我不是来跟你争这个的。”陈正明站起来，“你把今年一季度所有的审查报告和纠正违法通知书底稿给我。我看看。”
吴科长从文件柜里拿出厚厚一摞材料，放在桌上。陈正明抱起来，说了声“谢谢”，走出办公室。
回到四楼，陈正明把那摞材料摊在桌上，一份一份地看。侦查监督科的工作流程是: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侦查监督科在审查逮捕的同时，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
发现违法情形的，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发现普遍性、倾向性问题的，发出检察建议。今年一季度四十七件案子，只发了两份纠正违法通知书，而且是针对同一类问题——超期羁押。
其他四十五件案子的审查报告里，最后一段写的都是“经审查，未发现侦查活动存在违法情形”。
他翻到第三十一件案子的时候，手指停了一下。那是一起故意伤害案，嫌疑人在派出所接受讯问时，手臂上有淤青。卷宗里有一张照片，照片上嫌疑人的手臂有一片青紫色的淤痕，面积不小，从手腕一直延伸到肘关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