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检察院，陈正明没有马上下车，在车里坐了片刻。他睁开眼看着窗外那栋灰色的检察院大楼，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不是在管他们，我是在帮他们。帮他们的案子经得起法庭的检验。帮他们的执法不再有瑕疵。帮他们的人民警察不再被人骂‘打人’。他们现在不理解，以后会理解的。不理解也没关系。我做我该做的。”
他推开车门，背着帆布包走进了大楼。
下午五点半，陈正明正在写一份检察建议，办公室的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不是敲的，是直接推开的。他抬起头，门口站着高剑，手里端着搪瓷缸子，脸上的表情不是平时那种“有事说事”的平淡，而是带着一丝难得的、像春风解冻一样的笑意。
“陈正明，你今天在会上跟赵副局长说的那些话，在公安系统传开了。”高剑走进来，在陈正明对面坐下，把搪瓷缸子放在桌上。“有人说你是‘愣头青’，有人说你是‘有胆量’，也有人说你是‘检察院的刀把子’。”
陈正明不知道什么叫“检察院的刀把子”。
高剑端起缸子喝了口水，嘴角的弧度又大了一些。“检察院的职责是法律监督。监督，就是刀。你是握刀的人。这把刀不是用来砍人的，是用来切掉那些腐败的、违法的、不规范的东西的。你切得越狠，刀就越锋利。你不敢切，刀就锈了。”
他放下缸子站起来走了两步，走到门口停下来没有回头。“陈正明，你今天握刀的手，很稳。”
他走了。门没有关，皮鞋踩在走廊的水磨石地面上，发出沉稳的声响。
高剑走后，陈正明坐了很久。他看着桌上那份还没有写完的检察建议，夕阳从窗户照进来，橘红色的光落在纸面上。窗台上那盆文竹在夕阳里翠绿欲滴，新长的嫩叶在微风中轻轻颤动，像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在试探着迈出第一步。
他拿起钢笔，继续写。
“榕城市公安局:我院在审查逮捕案件过程中，发现你局在侦查活动中存在以下不规范问题。
一、部分案件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同步录音录像缺失或不完整。二、部分案件犯罪嫌疑人体表伤痕未在讯问笔录中如实记录。三、部分案件讯问笔录的时间、地点、参与人员等信息填写不规范。
建议你局:一、对全体侦查人员进行规范执法培训，重点加强同步录音录像、体表检查、讯问笔录制作等方面的业务学习。二、建立讯问过程同步录音录像的监督检查机制，确保每一份讯问笔录都有对应的录音录像。三、对犯罪嫌疑人入所时进行体表检查，如实记录，并由嫌疑人签字确认。
以上建议，请认真研究落实，并在收到本建议书后一个月内将落实情况书面反馈我院。”
他写完最后一个字，把钢笔帽拧上，把这份检察建议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改了三个标点符号，然后拿着它去了文印室。
第二天上午，这份检察建议送到了榕城市公安局。赵副局长签收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像吞了一只活的苍蝇。他看着陈正明，嘴唇动了好几次，像是有很多话想说，但一句都挤不出来。
陈正明看着赵副局长。“赵局长，这份检察建议，不是我在找你的麻烦。是法律在找你。你按照建议改了，你的案子就会少出问题。你不改，我还会发。发到你改为止。”
赵副局长拿着那份检察建议站在走廊里，那张纸在手里轻飘飘的，但他攥得很紧。
陈正明转过身，背着帆布包走出了公安局大楼。
阳光很烈。他走下台阶站在广场上，仰起头看着天空。天很蓝，云很白，春天的榕城像一幅刚刚画好的水彩画，颜料还没有干透，每一笔都带着湿润的、新鲜的、充满希望的光泽。
他上了车，把帆布包抱在怀里。包里装着那份检察建议的底稿，还有那些纠正违法通知书的复印件，还有万海案的材料，还有江东集团案的卷宗。这些东西把帆布包撑得鼓鼓囊囊的，很重。但他不觉得重，因为这些都是他该做的事。
他靠着车窗闭上了眼睛，在心里对赵副局长说了一句话:“赵局长，你说我们检察院管得太宽了。但你知道为什么法律要赋予检察院监督权吗？因为权力需要制衡。公安局的权力太大了，大到可以抓人、可以关人、可以审人。没有检察院在旁边看着，这把刀就会伤到不该伤的人。”
车到了检察院，他推开车门下了车。值班室的老头正在看报纸，收音机里放着京剧，看见他进来摘下耳机。“陈检，有人找你，在接待室等了快一个小时了。”他愣了一下，谁会来检察院找他？他把帆布包放在值班室，走到一楼的接待室。
门半开着，他推门进去，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