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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嫌疑人在讯问笔录中说“我被警察打了”，但后面的供述又改了口，说是“自己撞的”。审查报告上没有对这张照片作出任何解释。

    陈正明把这本案卷抽出来放在一边。

    他又翻了六份案卷，发现了类似的问题。有的嫌疑人体表有伤，有的讯问笔录的时间对不上，有的同步录音录像缺失。

    这些线索被分散在不同的案卷里，像散落在沙滩上的贝壳，每一枚都很小，但把它们串在一起，就能看出一个规律——刑讯逼供不是个别现象，是某些侦查员习以为常的“工作方法”。

    他拿起电话拨了侦查监督科的电话。“吴科长，你过来一下。”

    吴科长很快上了四楼，站在办公桌前。陈正明把那七本案卷摊开，一页一页地指给他看。

    “吴科长，这七件案子，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侦查违法嫌疑。刑讯逼供，讯问笔录时间矛盾，同步录音录像缺失。审查报告上写的是‘未发现违法情形’。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没有发现？”

    吴科长低下头看着那些案卷，脸上的表情一点一点地沉了下去。

    “陈检，这些案子我都看了。嫌疑人的伤，有些是抓捕过程中造成的，不是在讯问过程中造成的。讯问笔录的时间矛盾，可能是笔误。同步录音录像缺失，是因为设备故障。我觉得这些小问题，不值得发纠正违法通知书。发出去，公安那边不高兴，以后的工作不好做。”

    陈正明看着吴科长。“吴科长，你刚才说‘小问题’。刑讯逼供是小问题？讯问笔录时间矛盾是小问题？同步录音录像缺失是小问题？这些不是小问题。这些是程序违法。程序违法，不是‘不值得发’，是‘必须发’。你不发，就是在纵容。”

    陈正明从那摞材料里抽出一份纠正违法通知书的底稿，是上次发给老周的那份的复印件。

    “这是我之前在公诉科的时候，发给绿藤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纠正违法通知书。你看看吧。公安那边当时也不高兴，老周在电话里骂我。但我发了之后，他们补了证据，案子顺利起诉了，法院判了。公安那边后来怎么看我？他们觉得我是个较真的人，但他们更相信我。因为他们知道，我发的每一份通知书，都是对的。”

    吴科长接过那份底稿看了一遍，把它放回桌上。“陈检，我明白了。这七件案子，我回去重新审查。该发通知书的发通知书，该写检察建议的写检察建议。”

    “不是重新审查。是依法处理。四个字，你记住就行。”

    吴科长走了。

    第二天，七份纠正违法通知书从侦查监督科发往了榕城市公安局及各分局。这些通知书措辞严谨，每一条都引用了法律依据，每一条都指出了具体的违法事实。通知书在榕城公安系统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有人打电话来质问，有人写了情况说明试图搪塞，也有人选择了沉默。

    第三天，陈正明的办公室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他穿着一身警服，肩章上的警衔是一级警司，三十出头，国字脸，浓眉大眼，站在那里像一堵墙。他的脸上带着一种“我没错、是你们找茬”的表情。

    “陈检，我是榕城市公安局榕城分局刑侦大队的。你们侦查监督科给我们发了一份纠正违法通知书，说我在讯问嫌疑人的时候存在程序违法。我来讨个说法。”他的声音很大。

    陈正明站起来绕过办公桌，走到他面前，没有请他坐下。“你是哪个案子的承办人？”

    “张大勇故意伤害案。嫌疑人说我打了他，我没有。他身上的伤是抓捕的时候自己摔的。”

    陈正明从文件柜里找出那本案卷，翻到那张嫌疑人的伤情照片，递给他。“这是他手臂上的伤。你说是抓捕的时候自己摔的。摔能摔成这样？从手腕一直淤到肘关节，一片完整的青紫色，没有擦伤，没有破皮。这不是摔的，这是拧的。”

    那个警察低下头看着那张照片，沉默了片刻。“我确实没有打他。可能是其他同事。”

    陈正明把照片收回去，看着他的眼睛。“不管是哪个人，事实是——嫌疑人在你们派出所被讯问期间，身上出现了不是抓捕造成的伤痕。你没有在讯问笔录中记录，没有在体检记录中注明，没有做任何解释。这是程序违法。我发纠正违法通知书，不是针对你个人，是针对这个违法行为。你们内部谁造成的，你们自己去查。”

    那个警察的嘴唇动了几下，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风吹得有些歪的、但没有倒的树。“陈检，我不是来吵架的。我是来问清楚，以后怎么避免这种情况。你告诉我，我回去改。”

    陈正明看着他。这个人不是来耍赖的，是来求教的。“第一，讯问之前，必须对嫌疑人进行体检，记录体表有无伤痕。第二，讯问过程必须同步录音录像。第三，嫌疑人的每一次供述，都要在合法的、有录音录像的环境下进行。你把这三点做到位了，就不会接到纠正违法通知书。”

    那个警察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