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剑推门进来的时候，陈正明正伏在桌上写答辩状。他没有敲门，直接进来了，手里端着搪瓷缸子，缸子里的茶冒着热气，脚步比平时轻了一些，走到桌前没有坐下，站在那里看着陈正明。他的脸上有一种陈正明从未见过的表情，不是严肃，不是疲惫，是一种说不清的、像一个人在黑暗的隧道里走了很久，终于看到出口的光时那种绷了很久的脸终于可以放松一点的释然。
“陈正明，先别写了。跟你说个事。”
陈正明放下笔，抬起头。“高科长，什么事？”
高剑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把搪瓷缸子放在桌上，摘下眼镜用衬衫下摆擦着镜片，擦得很慢，把镜片上的每一个斑点都仔细擦干净了。“上午检察长找我谈话，说江东集团案办得不错，省院也很满意，问我对你有什么评价。”
陈正明没有说话。他看着高剑，高剑把眼镜重新戴上，镜片在日光灯下反着光，遮住了他的眼睛，但他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我说，陈正明是我见过最懂法律的公诉人。不是最懂检察院流程的，是最懂法律的。他把法律当信仰，不是当工具。这种人在公诉科不多见。检察长听了之后说了一句——‘那你要把他留住’。”
陈正明握住搪瓷缸子的手微微收拢，不是紧张，是意外。高剑这个人不爱夸人，他来公诉科好几个月了，高剑从来没有当面夸过他一句。每次他写完起诉书、答辩状、补充侦查提纲，高剑看了之后最多说一句“还行”“可以”“没问题”。
“高科长，谢谢你。”
高剑摆了摆手。“不用谢我。我夸你，不是因为你是我带的，是因为你确实干得好。江东集团案三十七本卷宗，你一个人啃完了；二十七条证据缺陷，你一条一条地补了；十八天的庭审，你一天一天地熬过来了。我干了这么多年公诉，见过能干的，没见过你这么能扛的。”
他从夹克衫口袋里摸出一根烟，叼在嘴里，划火柴点着了，深深吸了一口，烟雾从他鼻孔里喷出来，在两个人之间散开。“检察长还说了一件事。省院准备成立一个二审专案组，专门处理江东集团案的上诉。他让我推荐人选，我说陈正明。检察长同意了。二审由你主诉，我协助。”
陈正明靠在椅背上。二审专案组，主诉。这意味着他要独自面对乔绍廷在二审法庭上的新一轮进攻，要在更高一级的法院上为这份判决的每一个字辩护。他低下头，看着桌上那摞还没有写完的答辩状，把答辩状合上放在一边。
“高科长，二审什么时候开庭？”
“最快也要年后。省高院那边案子多，排期排不过来。你有充足的时间准备答辩状。不急，慢慢写，写扎实。一审我们赢了，二审不能输。”
高剑站起来，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走到门口停下来没有回头。“陈正明，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开始对你不太放心吗？”他的声音从门口传过来，有些失真，“因为你从纪委来。纪委办案子跟检察院不一样。纪委是党内监督，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我怕你把纪委那一套带到检察院来——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但你用行动证明了，你是程序最重、证据最抠、法律最懂的那个。我放心了。”
他走了。门没有关，皮鞋踩在走廊的水磨石地面上，发出沉稳的声响。
下班后，陈正明没有像往常一样直接回招待所，而是先去了法院对面的那家小书店。书店不大，只有十几平米，书架上摆满了法律类书籍。他买了一本最新版的《刑事诉讼法释义》，然后沿着江边走了回去。榕江的河面在暮色里泛着暗红色的光，像一条被夕阳染红的绸带。
回到招待所的时候，林婉清已经把饭菜做好了，菜不多但每一样都做得很认真。青椒肉丝切得粗细均匀，肉丝嫩滑，青椒脆爽；西红柿炒鸡蛋炒得刚好，不老不嫩；清炒时蔬用的是菜心，焯水断生，淋上蚝油；还有一碗紫菜蛋花汤，紫菜泡得很软，蛋花打得很散。
陈正明放下帆布包，洗了手坐下来。林婉清把饭盛好放在他面前，坐在他对面。“今天是周五，学校开家长会，我班上一个学生的家长没来。那个孩子父母离婚了，跟着奶奶过，奶奶年纪大了来不了。我给他奶奶打了电话，说孩子在学校表现很好，让她放心。他奶奶在电话那头哭了。”她低下头拿着筷子在碗里拨了几下，没有吃。“那个孩子成绩很好，期末考了全班第三，但性格越来越内向，上课不敢回答问题，下课不敢跟同学玩。我找过他谈心，他说‘老师，我怕我奶奶不要我了’。”
陈正明放下筷子，看着林婉清的眼睛。她的眼眶有些红，但没有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