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办公室的电话，是招待所前台转过来的。总台的姑娘在走廊里喊他“陈副检察长，有人找”的时候，他正在房间里翻看江东市检察院送来的几起重大刑事案件的卷宗。调令上的报到日期是七月十五日，他提前了半个月到，想先把情况摸一摸。电话那头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像泉水。
“陈正明，你的信我收到了。”
陈正明握着话筒，喉咙发紧。他在招待所窄小的房间里来回踱了两步，又把话筒换到另一只手上。“林老师，我——”
“你叫我婉清吧。”林婉清的声音很平静，“信我看了，看了三遍。你的字写得不错，比你说的话好看。”
陈正明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被人夸了又不知道怎么回应的肌肉反应。
“你说你站在槐树下，看见我从教学楼走到办公楼，没有叫我。你说你不知道说什么，怕说了就走不了。”林婉清沉默了片刻，那片刻里有电流的沙沙声，有远处走廊里谁在说话的声音，“你现在在江东了，走了。那你可以说了吗？”
陈正明握着话筒，走到窗前。招待所的窗户正对着一条窄巷子，巷子里有人在晾衣服，有人在生炉子，烟囱里冒出灰白色的烟。他把额头抵在玻璃上，玻璃很凉。
“婉清，我想让你来江东。”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你这是在求婚吗？”林婉清问。
陈正明愣了一下。“我——”
“你不用急着回答。”林婉清的声音带着一点笑意，“你的信里说，等你安顿好了，我可以过去看看。我看了三遍，把这句话翻来覆去地读。你知道我读出了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
“你在问我愿不愿意跟你走。”
陈正明握着话筒，没有说话。窗外的烟囱还在冒烟，灰白色的烟柱在风里散开。他张了张嘴，又合上了。
“我下周放暑假。”林婉清说，声音还是那么平，像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我买了去榕城的火车票。你到车站接我。”
电话挂断了。陈正明听着话筒里的忙音，站了很久。总台的姑娘在走廊里喊“陈副检察长，电话打完了吗”，他才回过神来。
一九九七年七月，榕城火车站，出站口。
陈正明穿着一件新买的浅蓝色衬衫，站在出站口外面的台阶上，手里举着一张报纸——不是接人的牌子，是他在招待所顺手拿的，上面写着“林婉清”三个字，字迹工整，一笔一划。他等了将近半个小时，出站口的人流一波一波地涌出来，拎着蛇皮袋的民工，抱着孩子的妇女，扛着大包小包的学生。他一个一个地看，看着那些陌生的脸从眼前走过，走了一批又来一批。
然后他看见了她。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长发披在肩上，手里拉着一个深色的行李箱，箱子的轮子在水泥地面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她走出出站口，停下来，在人群里寻找。她的目光从左边扫到右边，从右边扫到左边，然后落在他身上，落在那张写着“林婉清”三个字的报纸上。
她笑了。
陈正明站在那里，手里的报纸举在半空中，忘了放下来。阳光从车站的玻璃穹顶漏下来，照在她白色的裙子上，她整个人像是会发光。她拉着行李箱朝他走过来，走到他面前，抬起头看着他。她比他矮一个头，看他需要仰着脸。
“陈正明，你把报纸放下来吧，怪傻的。”
他把报纸放下来，折了两折，塞进裤兜。
“你等了多久了？”她问。
“半个小时。”
“你几点到的？”
“九点。”
“火车十点半到，你九点就到了？”她的眼睛弯成了月牙形。
陈正明没有说话，伸手去拉她的行李箱。她没有拒绝。箱子不重，但他拉着的时候，感觉沉甸甸的，像拉着一个装满了期待的、正在慢慢变重的、随时会飞起来的箱子。
江东市人民检察院在榕城市的东边，一栋八层的灰色大楼。院里的招待所在大楼后面的巷子里，一栋三层的旧楼，跟绿藤市纪委招待所差不多。陈正明给她开了一间房，在她隔壁。他把她安顿好，站在走廊里，手插在裤兜里，不知道该说什么。
林婉清把行李箱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饭盒，递给他。“王阿姨让我带给你的。饺子，韭菜鸡蛋馅的，她昨天包了一下午。”陈正明接过饭盒，打开盖子，饺子还是温的，一个一个码得整整齐齐。他拿起一个放进嘴里，韭菜鸡蛋馅的，很香。
“你跟你赵叔叔说了？”陈正明问。
“说了。”林婉清坐在床边，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王阿姨比我还高兴。”
陈正明站在门口，嚼着饺子，咽了下去。他靠在门框上，看着他。她坐在床边，阳光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