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六月，陈正明在省纪委借调已经快三年了。三年里，他办了刘志强案，查了长藤资本在绿藤市的投资项目，协助省公安厅重新调查了林建国被害案。
三年里，他从一个对纪委工作一无所知的信访局干部，变成了三室最能打硬仗的骨干之一。三年里，他把自己埋在了卷宗里、证据里、谈话室里，埋到忘了时间，忘了年龄，忘了裤兜里那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
但他没有忘林婉清。
那张纸他换了好几次，从旧衬衫换到新衬衫，从薄纸换到厚纸，字迹已经模糊了，但号码他早就背下来了。一九九六年春天，他打过第一个电话。一九九六年夏天，他打过第二个电话。一九九六年秋天，他打过第三个。一九九七年春天，他打过第四个。
每一次都很短，每一次都在电话里说不出什么话来，每一次都是林婉清在说，他在听。她说学校的事，说学生的事，说菜市场的菜价又涨了，说邻居家的猫生了一窝小猫。他听着，偶尔“嗯”一声，偶尔说一句“是吗”，偶尔沉默。
她不介意他的沉默。
调令是省委组织部下的。江东市人民检察院缺一个分管公诉的副检察长，省检察院点名要陈正明。不是他主动申请的，是他的名字被列入了“优秀年轻干部交流任职”的名单。郑副书记把他叫到办公室，把调令放在桌上，让他看。
“江东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副处级。”郑副书记靠在椅背上，“你今年三十三了，在纪委干了三年，该下去锻炼了。检察院是业务部门，你是学法律的，专业对口。去那边好好干，不要给纪委丢人。”
陈正明看着调令上“江东市人民检察院”这几个字，沉默了片刻。江东，江东省，省会是榕城。不是青江，不是绿藤。他从榕城分配到青江，从青江借调到绿藤，从绿藤又要去江东。他在这个平行世界里走了七年，从北到南，从西到东，从一个岗位到另一个岗位。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以为会待很久。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没有待太久。
“郑书记，什么时候报到？”
“下个月十五号之前。你把手头的案子交接一下，该归档的归档，该移交的移交，该写报告的把报告写完。”郑副书记顿了一下，“林建国的案子，省公安厅那边还在查。你走了之后，老刘会盯着。长藤资本的事，省政府已经组织审计了，结果应该快了。你走之前，把这些材料全部整理好，留给三室。”
陈正明点了点头，把调令收进帆布包里。
消息传得很快。当天下午，老刘就知道了。他没有说什么，只是从文件柜里拿出一瓶酒——不是好酒，是普通的绿藤大曲，玻璃瓶的，商标已经磨花了。他把酒放在陈正明桌上，拍了拍他的肩膀。
“小陈，走之前，喝一杯。”
晚上，三室的人聚在办公室里。不是正式的送行，是加班加到一半，老刘把酒打开了。没有菜，没有花生米，没有下酒的东西，就是光喝酒。老刘倒了一杯，陈正明倒了一杯，周明远倒了一杯，王建国倒了一杯。四个人站在文件柜前面，围着那瓶酒，像围着一个小小的火堆。
老刘端起酒杯，碰了一下陈正明的杯子，发出清脆的声响。“小陈，你是我见过最不爱说话、最能干活、最不会来事、最能扛事的年轻人。纪委需要你这样的人。检察院也需要你这样的人。”
他一仰头，把一杯酒干了。
陈正明也干了。酒很辣，辣得他嗓子眼发紧，眼泪差点掉下来。
周明远推了推眼镜，端起酒杯。“陈正明，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你。但我不喜欢你，是因为你太能干了，显得我们这些老家伙很没用。”
他干了。
王建国端起酒杯，碰了一下陈正明的杯子。“小陈，长藤资本的审计报告出来之后，我会给你寄一份。”
他也干了。
酒喝完了，老刘把空瓶子放在桌上，拍了拍手。“行了，该加班的加班，该回家的回家。小陈明天还要去赵书记家辞行，你们别耽误他睡觉。”
陈正明回到招待所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点多了。他没有上楼，站在招待所门口，看着街对面公安局大楼的方向。三年前，李成阳在那里交给他一个信封。三年后，李成阳还在那里，还在查他师父的案子。他摸了摸帆布包里的笔记本。
第二天是星期六。陈正明去了赵达声家。
王阿姨开的门，看见他，眼眶红了。“小陈，你要走了？”声音有些哽咽，她用围裙擦了擦手，拉着他进屋。
赵达声坐在客厅沙发上。他比三个月前又瘦了一些，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更深了。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衫，领口的扣子扣得严严实实，手里拿着报纸，但没有在看。他的目光落在窗外那棵洋槐树上。
“赵书记，我调走了。”陈正明站在茶几前面，把调令从包里拿出来，放在茶几上。
赵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