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藤市纪委大楼后面的那棵梧桐树，在四月下旬终于长满了叶子。不是那种夏天浓得化不开的深绿，是嫩绿，浅得发亮，像刚用水彩笔涂上去的，风一吹就摇摇晃晃的，好像随时会掉下来。
陈正明站在三室办公室的窗前，看着那些叶子在风里翻动，想起了青江县信访局门口那棵老槐树。那棵槐树的叶子也是这么绿的，在一九九〇年的春天。
那时候他二十六岁，刚分配到信访局，骑着自行车穿过西街，车筐里装着那本《信访条例》注释版。
六年。他在青江县待了四年，在绿藤市纪委待了二年。六年里他办了数不清的信访件，查了一个副市长，牵出了一家叫长藤资本的公司，揭开了一个刑警被害的真相。
他学会了从银行流水里看出资金流向，从谈话对象的微表情里读出真假，从一堆看似无关的材料里拼出完整的证据链条。他也学会了沉默——不是性格上的沉默，是职业需要的沉默，是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的沉默。
但他也学会了别的。学会了一个人吃年夜饭，学会了在招待所的硬板床上听着窗外的鞭炮声入睡，学会了在别人问他“有没有对象”时笑着说“还早”。三十二岁了，在绿藤市--纪委，他是唯一一个没有成家的男干部。不是不想，是没时间。
刘志强的案子查了将近两年，林建国的案子重新调查之后又牵扯出新的线索，长藤资本在绿藤市的投资项目一个个被翻出来重新审计。他没有时间相亲，没有时间恋爱，没有时间想这些事。但时间不等他，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年龄一岁一岁地长，像招待所天花板上的那道裂缝——不，绿藤市招待所的天花板没有裂缝，但岁月本身就有裂缝。
赵达声的妻子是在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打来电话的。
陈正明那天在办公室整理刘志强案的最后一批归档材料。专案组解散已经快一个月了，但案子移送到检察院之前，所有卷宗必须按照归档标准重新整理一遍。这是一项繁琐的、耗时的工作，没有人愿意干，他就揽下来了。
电话响了，他接起来，那头是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温温柔柔的，带着绿藤市本地口音。
“小陈吗？我是赵书记的爱人，姓王。你叫我王阿姨就行。”
陈正明握着话筒，愣了一下。赵达声被调走之后，他没有再跟赵家联系过。不是不想，是不敢。赵达声是因为这个案子被调走的，他去赵家，会不会给赵达声添麻烦？他不知道，所以他选择了沉默。
“王阿姨，您好。”
“小陈，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久不来看我们？老赵虽然调走了，家还在绿藤嘛。我家的地址你有的，上次我让郑书记转交给你的。”
陈正明的喉咙有些发紧。“王阿姨，最近工作忙，一直没抽出时间。”
“忙，都忙。老赵在文史馆也忙，忙得头发都白了。”王阿姨的声音顿了一下，像是犹豫了一下该不该说下面的话，“小陈，阿姨问你一件事，你别见外。”
“您说。”
“你有对象没有？”
办公室里的日光灯管闪了一下。陈正明握着话筒，沉默了片刻，那片刻里有走廊里谁走过的脚步声，有远处电话铃声响了两声又断了。“还没有。”他说。
王阿姨在电话那头笑了。不是那种客套的、敷衍的笑，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带着喜悦的、像妈妈笑自己儿子终于开窍了的笑。
“那就好。阿姨给你介绍一个。绿藤一中的语文老师，姓林，叫林婉清。二十八岁，比你小五岁。人长得清秀，性格也好，知书达理的。她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医生，家庭清白。你看这周末有没有时间，见一面？”
陈正明握着话筒，心里的感觉像是一块石头被从很深的地方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往上提。他不是不想见，是不知道该不该见。刘志强的案子还没有完全了结，林建国的案子还在查，长藤资本的藤还在往前爬。他有时间相亲吗？
“王阿姨，我——”
“别‘我我我’了。周末下午三点，在我家。你赵叔叔也想见见你。”王阿姨的语气不容商量，像在下一个已经批了的文件，“就这么定了。你穿得整齐一点，不要总是那件白衬衫，洗得都发白了。”
电话挂断了。陈正明把话筒放回座机，手指在上面停留了几秒才松开，然后低下头，看着桌上那摞还没有整理完的卷宗。案卷的牛皮纸封面在日光灯下泛着黄，像旧照片的颜色。他伸手摸了摸封面上“刘志强”三个字，钢笔写的，他的字迹。
星期六，下午两点半，他到了赵达声的家。
赵达声的家在老城区的一条巷子里，是一栋六层的居民楼，灰色的外墙，墙皮有些剥落了，露出底下暗红色的砖。楼门口停着几辆自行车，车筐里放着青菜和葱。他站在楼下，抬头看了一眼四楼的窗户，窗户开着，白色的窗帘在风里飘动。
他穿着王阿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