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明站在三室的窗前，看着雨幕把整座城市模糊成了一幅没有对焦好的照片。梧桐树的枝丫在雨里摇晃，刚冒出来的嫩芽被打得七零八落，有的从枝头脱落，黏在湿漉漉的树皮上，像一个个绿色的、没有来得及长大的句号。
老刘坐在桌前，面前摊着赵达声留下的那摞材料。他没有看材料，目光落在窗外的雨幕上，手里握着那支用了多年的钢笔，指尖在笔帽上一下一下地按着，发出轻微的咔嗒声。这个动作他已经重复了不知多少次了，像是某种无意识的、本能的、在焦虑中寻找出口的机械运动。
“老刘，省里什么时候派新的人来？”陈正明从窗前转过身来。
“不知道。”老刘把钢笔放下，摘下眼镜，用那块已经看不出颜色的眼镜布慢慢地擦着镜片，“也许下周，也许下个月，也许不派了。刘志强的案子，有些人本来就不想查。赵书记走了，正好顺了他们的意。”
陈正明走回桌前，坐下来，翻开笔记本。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从去年十月到现在，五个多月，一百五十多天，每一天都有记录。赵达声的每一次指示，老刘的每一次谈话，马德胜和张德胜的每一次供述，林建国的每一条线索，长藤资本的每一个数据。这些东西像一座他用一百五十多天、一砖一瓦垒起来的城墙，城墙还没有完工，墙上的缺口还在等着人来填补。
周明远推门进来的时候，雨下得正大。他没有打伞，头发湿透了，贴在额头上，眼镜片上全是水珠。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摘下眼镜擦了好一阵才戴上，脸上的表情不太好，嘴唇抿成了一条线。
“我刚从省里回来。”他把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省纪委常委会的决定。”
老刘把信封拆开，抽出里面的文件，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递给陈正明。陈正明接过来，目光落在那几行字上，手指一点一点地收紧了。
“关于调整刘志强案专案组的决定:一、鉴于案件主要涉案人员已采取留置措施，专案组阶段性任务已完成，自即日起解散。二、后续工作由省纪委第三纪检监察室按常规程序处理，不再保留专案组建制。三、原专案组成员回原岗位工作，借调人员按程序办理相关手续。”
陈正明把这封文件看了两遍。他把文件放在桌上，抬起头看着老刘。
老刘把眼镜摘下来，放在桌上，两只手在脸上搓了搓。他的动作很慢，像是在把脸上那些被岁月刻出来的、被风雨磨出来的、被这几个月没日没夜的加班压出来的皱纹，一根一根地搓平。但皱纹搓不平，就像那些被解散的专案组、被调走的赵达声、被搁置的案子。
“专案组解散了。”老刘把这句话说得很慢，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嗓子里硬拽出来的，“刘志强的案子，由三室按常规程序处理。也就是说，不再有专案组了，不再有赵书记坐镇了，不再有特事特办的通道了。案子退回三室，跟其他几十个案子一起排队，一起走常规程序。什么时候轮到，不知道。轮到的时候，还能不能查得动，不知道。”
周明远把那份文件从陈正明手里拿回去，折了两折，塞回信封。“我在省里听说了一件事。有人给省委写了信，说省纪委在查办刘志强案的过程中‘程序不当’‘过度使用强制措施’‘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经营’。写信的人，不是绿藤市的，是省城的。信封上的落款是长藤资本。”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那几秒里能听见雨打在窗户上的声音，噼噼啪啪，噼噼啪啪，像无数只小手在敲玻璃，敲了很久了。
王建国从文件柜那边走过来，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里的茶冒着热气。他在周明远旁边坐下，把缸子放在桌上，两只手捧着缸子，像是在取暖。
“长藤资本给省委写信，要求纪委‘依法依规办案，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他们不反办案，他们要求‘依法’。因为他们知道，常规程序就是拖。一拖，证据就旧了；一拖，人就散了；一拖，案子就黄了。”
他把缸子举到嘴边，吹了吹，喝了一口。
“这个案子，再拖下去，马德胜和张德胜可能会翻供。他们有律师，律师会教他们怎么说。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说到什么程度，在什么时机说。三个月前他们会说的东西，现在可能不说了。三个月前不会说的东西，现在可能说出来了，但说的是假的。”
他把缸子放下，看着陈正明。
“小陈，你在信访局干过，你知道常规程序是什么。常规程序不是不办，是慢慢办。慢慢办的好处是，有些案子办着办着就不需要办了——当事人和解了，证据丢失了，证人找不到了，经办人调走了。这个案子，如果走常规程序，结果可能只有一个——刘志强保住了，马德胜轻判了，张德胜无罪了，林建国白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