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六日，绿藤市罕见地出了一个太阳。春天的阳光透过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在纪委大楼的走廊里画出一地碎金。陈正明端着搪瓷缸子从开水房出来的时候，走廊里的空气暖融融的，带着一股泥土解冻的气味。他已经很久没有闻到这种气味了，上一次还是在青江县的春天，信访局门口那棵老槐树发芽的时候。
上午九点，省委组织部的电话打到了赵达声的办公室。没有人知道电话里说了什么，但三分钟之后，赵达声把老刘叫了进去。老刘在里面待了十分钟，出来的时候脸色是灰的，像被人抽走了血。他没有回自己的座位，站在走廊里，两只手插在裤兜里，看着窗外那棵正在发芽的梧桐树，看了很久。
“老刘，怎么了？”陈正明走过去。
老刘没有回答，摘下眼镜，用那块已经看不出颜色的眼镜布慢慢地擦着镜片。手有些抖，不是害怕，是一种压了很久的、终于压不住的、像地震前地壳微动一样的颤抖。
“赵书记要调走了。省文史馆，馆长。平调。”
陈正明手里的搪瓷缸子歪了一下，热水溅出来，烫了他的手。他没有感觉到烫，因为他整个人的注意力都被那两个字吸走了——文史馆。不是省纪委，不是省政法委，不是任何跟案子有关的部门。文史馆，研究历史的地方，写回忆录的地方，把老年干部安置起来、等他们慢慢变老、慢慢被人遗忘的地方。
“什么时候走？”
“下周。省委组织部的人后天来谈话。”
陈正明把搪瓷缸子放在窗台上，转身走向赵达声的办公室。门没有关，赵达声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份文件，钢笔握在手里，正在看。他的表情跟平时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变化，像一面没有风的湖。陈正明站在门口，看着那张被日光灯照得有些发白的脸，看着那花白的、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看着那握笔的、指节分明的手。
“赵书记。”
赵达声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目光很平静。“进来，把门关上。”
陈正明走进去，关上门，坐在赵达声对面的椅子上。赵达声把钢笔放下，靠在椅背上，两只手交叠在肚子上，看着陈正明，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是苦笑，是那种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等这一天等了很久、终于来了反而如释重负的表情。
“你都知道了？”赵达声问。
“老刘跟我说了。”
“你还有什么想问的？”
陈正明沉默了片刻，那片刻里有日光灯管的嗡嗡声，有暖气片里水的咕噜声，有窗外远处传来的汽车喇叭声。他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咽了一下才说出话来：“为什么调您？”
赵达声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推到陈正明面前。封面上印着“内部参阅”四个字，翻开来，里面是省委最近一次常委会的会议纪要。其中一段被红笔框了出来，陈正明从头到尾读了两遍。
“有常委提出，省纪委在查办绿藤市刘志强案的过程中，‘过度解读’了一些问题，影响了地方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大局。建议调整专案组的领导力量，让纪委的工作更多地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赵达声把那份纪要收回去，锁进了抽屉。
“长藤资本的事，有人不想让我们再查下去了。不是刘志强，是他的上面。不是我们省里的人，是更上面。省文史馆，好地方，清闲，不用操心，不用得罪人。我干了三十年纪检，也该歇歇了。”
陈正明看着赵达声，不知道说什么。他的嘴唇动了几下，但那些话堵在嗓子眼里，挤不出来。
赵达声看着他，目光里没有悲伤，没有愤怒，没有无奈，只有一种平静的、经过岁月打磨的、像老石头一样的坦然。
“陈正明，我走了之后，专案组不会散。省里会派新的人来接替我，可能是省纪委的副书记，也可能是从外面调来的。不管谁来，你要记住几件事。”
他的声音低了下去，低到只有两个人能听见。
“第一，林建国的案子不能停。省公安厅工作组还在查，他们已经查到了唐某某，唐某某上面还有人。赵瑞龙的藤，已经从省城伸到了绿藤，从一九九一年伸到了一九九五年。你要顺着这根藤，一直摸到它的根。”
“第二，刘志强的案子不能放。马德胜的供词、张德胜的供词、那些银行流水、那八十万、长藤资本的投资记录，这些证据已经有了。不管谁来接替我，你要把这些证据盯住了。不认人，只认证据。”
“第三，你记住——纪委的工作不是讨好人，是得罪人。你越能干，得罪的人越多。你今天得罪的人，明天可能还在台上。我今天得罪的人，明天可能就把我调走了。但你怕不怕？你怕了，你就输了。你不怕，他们就怕你。”
陈正明坐在那把椅子上，双腿像灌了铅，站不起来。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蜷着，指甲扣进掌心，那里已经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