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雨越下越大。

    陈正明坐在桌前，笔记本翻开在三月八日那一页，笔尖悬在纸面上，迟迟没有落下。他看着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那片被雨幕遮得什么都看不清的天。他知道那片天上面有云，云上面有太阳，太阳一直在那里，只是被遮住了。

    “专案组解散了，但我们还在。”陈正明的声音不大，但很稳，稳到他自已都有些意外，“案子退回三室，但证据还在三室的档案柜里。赵书记调走了，但他教我们的东西还在我们脑子里。常规程序可以拖，但不能拖到证据过期，不能拖到证人翻供，不能拖到林建国白死。”

    陈正明把钢笔帽拧开，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几行字。每一个人他都提到了——老刘的沉稳和经验，周明远的细致，王建国的账目核查能力，方组长那边的公安厅力量。一笔一划都写得很用力，像是在刻碑文。

    写完之后，他把笔记本合上，看着老刘。老刘也在看他，那双不大的、很亮的眼睛里有血丝，有疲惫，有被专案组解散的消息压了一整天的沉重。但在那沉重下面，在那血丝下面，有什么东西还在烧。不是火焰，是炭。火焰会被风吹灭，炭不会。炭会在灰烬下面闷着，闷很久，闷到风停了，再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把火重新吹起来。

    “老刘，赵书记走之前跟我说了几句话。他说——林建国的案子不能停，刘志强的案子不能放。纪委的工作不是讨好人，是得罪人。你越能干，得罪的人越多。你今天得罪的人，明天可能还在台上。但你不能怕。你怕了，你就输了。你不怕，他们就怕你。”

    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

    窗外的天还是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像一床没有弹性的旧棉被，把整座城市裹得严严实实。但雨不下了，雨停了。梧桐树的枝丫上挂着水珠，在路灯的光里闪着微光。远处有汽车驶过，溅起一片水花，声音在湿漉漉的空气里传得很远。

    老刘把那几张纸从桌上拿起来，一页一页地翻。每一页他都看得很仔细，像在检查一件遗物——不是赵达声的遗物，是他自己在专案组这几个月留下的全部痕迹。

    “小陈，你把这些材料收好。”老刘把纸放回桌上，“专案组虽然解散了，但工作还要继续。赵书记不在了，我们更要把案子盯住了。盯不住，赵书记就白走了。”

    陈正明把那摞材料拿起来，在桌上墩了墩，对齐边角，塞进帆布包里。帆布包已经很沉了，装着林建国的笔记本、李成阳的信封、马德胜和张德胜的供词复印件、长藤资本的工商登记资料、城西花园的照片。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有好几斤重。好几斤重的纸，好几斤重的字，好几斤重的人命。

    陈正明站起来，背上帆布包，走到门口，停下来，没有回头。

    “老刘，我先回去了。明天见。”他走出办公室，走廊里的声控灯在他脚下亮起，在他身后熄灭，一明一暗。他走在走廊里，脚步声在空旷的空间里回荡，一下，一下，像某种倒计时。

    他推开大门，站在台阶上。雨后的空气很清新，带着泥土和树叶的湿润气息。天已经黑了，路灯亮着，把纪委大院的院子照得亮堂堂的。院子里积了一洼一洼的雨水，映着路灯的光，像一面面破碎的、拼不回去的镜子。

    他走下台阶，踩过那些水洼，水花溅起来，弄湿了他的裤腿。他没有低头看，就那么踩过去，一脚一个，一脚一个。

    在招待所的门口，他又看见了那只橘猫。橘猫蹲在台阶上，舔着爪子，舔完了，抬起头看着他，喵了一声。他蹲下来，伸出手，橘猫凑过来，用头蹭了蹭他的手指。毛是湿的，凉丝丝的，蹭在手背上，像一小片被雨打湿的、还在微微颤动的绒布。

    “你还在这里。”他轻声说了一句。不是对橘猫说的，是对自己说的。他还在这里，老刘还在这里，周明远还在这里，王建国还在这里。专案组解散了，但他们还在。赵达声走了，但他教他们的东西还在。案子被退回常规程序了，但证据还在，在帆布包里，在档案柜里，在他们脑子里。

    他站起来，推开招待所的门。黑暗的走廊像一条隧道，通往他不知道的地方，但他在黑暗中走了太久了，已经习惯了黑的亮度。

    他爬上三楼，掏出钥匙，打开308房间的门。房间里很冷，暖气片已经彻底凉了。他放下帆布包，和衣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没有裂缝，但他心里有一道。

    他在心里把那几个字又念了一遍。

    她在风雨里站了五分钟，雨停了。

    他闭上眼睛，在招待所窗外那盏灯泡的奶白色光晕里，在那片无边无际的、沉默的、覆盖一切的黑暗里，慢慢地沉了下去。

    赵达声走了。

    专案组散了。

    但他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