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明用了整整一个晚上，把那些照片、复印件和那本巴掌大的笔记本反复看了三遍。每一遍都有新的发现，每一遍都让他的心往下沉一分。
第一遍他看的是整体，第二遍看的是细节，第三遍看的是那些被刻意隐藏的、被刀片刮掉的、被墨水涂掉的、被人用手撕掉的——那些不想让他看到的东西，恰恰是他最需要看到的。
那个被刮掉的自然人股东的名字，他在台灯下对着光看了将近半个小时。纸被刮得太薄了，薄到透光，薄到像一层蝉翼，风一吹就会碎。笔画在一九九年五年的台灯光下像溺水者的手指，从水底伸出来，抓不住任何东西，但他能看到它们挣扎的方向。
第一个字是“赵”，第二个字的笔画像“瑞”，第三个字的笔画像“龙”。赵瑞龙。他把这三个字写在一张空白纸上，看了很久。
赵瑞龙。不是赵立春，不是赵家的人，而是赵家的人——赵立春的儿子。前世记忆里，汉东省那座巨大的、根深蒂固的、横跨政商两界的赵家帝国，它的商业版图的起点，就在省城，就在一九九二年，就在这家叫“长藤资本”的公司里。
他放下笔，靠在椅背上。台灯的黄光照在他脸上，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又大又黑，像一个蹲在身后的、沉默的、不肯离开的巨人。他知道这个巨人是谁——不是恐惧，不是压力，是三年多来一直在这条路上走着、一直没有停下、也永远不会停下的林建国。
第二天一早，陈正明把材料送到了赵达声桌上。
赵达声看完那本笔记本，看完那些照片，看完那份被刮掉股东名字的工商登记复印件之后，沉默了很久。他把那张城西花园的照片拿起来，凑到眼前，像要把它吃进眼睛里。然后他放下照片，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给我接省公安厅刑侦局。找张副局长。”
电话接通了。赵达声的声音很平，平到没有任何感情色彩：“老张，我是赵达声。有个案子要你们协助。绿藤市公安局刑警林建国被害案。三年前的旧案，需要重新调查。我手里有新证据，证明林建国不是意外死亡，是他杀。凶手很可能在公安系统内部。”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赵达声握着话筒，没有说话，也没有催促。
“好。我派一个工作组下来。你那边把材料准备好。”
陈正明站在赵达声的办公桌前，手指微微收拢。省公安厅刑侦局直接介入，这意味着林建国的案子不再受绿藤市公安局内部任何人的干扰。
那些三年前封锁了现场的人，那些篡改了卷宗的人，那些把“他杀”写成“意外”的人，那些收了钱、捂住真相、让一个刑警白白死了三年的人——他们的手，再也捂不住了。
工作组当天下午就到了。带队的姓方，四十出头，瘦高个，戴着一副银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但每一句都像刀子。
他没有寒暄，没有客套，坐下来就看材料，看了一下午，晚上又看了一晚上。第二天上午，他跟赵达声碰了个头，然后带着李成阳和陈正明，去了市公安局的档案室。
档案室在一楼走廊的尽头，一扇铁门，上面贴着一张已经泛黄的封条。封条上的字迹模糊了，但能看出是“封存”两个字。方组长看了一眼那封条，没有撕，而是让随行的工作人员拍了照，然后才让人打开。
铁门开了。
房间里弥漫着灰尘和霉味，一排排铁皮柜子整齐地排列着，像一支沉默的、被封存了三年、终于被唤醒的军队。方组长找到了标着“林建国”的那一格，拉开抽屉，里面只有薄薄两页纸——一份现场勘验笔录，一份死亡证明。没有尸检报告，没有物证清单，没有目击证人笔录，没有调查记录，没有结案报告。一个刑警的命案，卷宗只有两页纸。
方组长把那两页纸拿出来，放在桌上，看了很久。他把眼镜摘下来，擦了一下镜片，然后戴上，对身边的助手说了一句：“把这三年前所有经手过这个案子的人，全部列出来。一个都不能少。”
陈正明站在档案室里，看着那些沉默的铁皮柜子。三年了，林建国的卷宗就在这里，被锁在这个柜子里，被贴上了封条，被贴上“封存”两个字的标签。但封条是假的，封存是假的，这两个字下面压着的真相是真的。他伸出手，摸了一下那个抽屉的铁皮。铁的，冰的。但他的手是热的。
在省公安厅工作组的介入下，林建国被害案的重新调查，像一辆被堵了三年的火车终于开出了站。不是快，是终于动了。方组长带来了公安厅的技术力量，把林建国的遗体从公墓里挖了出来，重新做尸检。三年前的那份尸检报告说是“高坠致颅脑损伤”，结论是“意外”。
但遗体挖出来之后，法医在颅骨的骨折线上发现了不是一次撞击造成的痕迹——不是一次，是至少三次。不是意外，是被人从高处推下之后，又用钝器击打了头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