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纪委叫他来的，是他自己来的。门卫室的老头打电话到三室的时候，陈正明正在整理当天的谈话记录，笔尖停在纸上，墨渍洇开了一小团。老刘已经走了，周明远也走了，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日光灯把整间屋子照得白花花的，像一间没有窗户的手术室。
“有一个姓李的警察，说要找专案组的人。”老头的声音从话筒里传出来，带着浓浓的本地口音，“他说他叫李成阳。”
陈正明放下笔，站起来，走出办公室。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在他脚下亮起，在他身后熄灭。他走下楼，推开大门，冷风灌进来，他打了个寒颤。
李成阳站在院子里，没有穿警服，穿着一件深色的棉袄，领子竖起来，双手插在裤兜里。他的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脸被冻得有些发红，但眼睛还是那么亮，亮得有些刺人。他看见陈正明出来，没有动，就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风吹歪了、但没有倒、也不会倒的树。
“你怎么来了？”陈正明走下台阶。
李成阳把手从裤兜里抽出来，从棉袄内侧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很旧，边角磨损得厉害，折痕处已经发白了，像是被人反复折叠、反复展开、反复摩挲过无数次。他把信封递过来，没有说“给你”，也没有说“你看看”，就那么递着，像交出一个存了很久的、舍不得花的、但不得不花的积蓄。
陈正明接过信封，没有马上拆开。信封没有封口，里面鼓鼓囊囊的，装了不少东西。
“这是我师父留给我的。不是全部，是最后一批。他说过，如果有一天刘志强出事了，就把这个交出来。”李成阳的声音很哑，像很久没有喝过水，“今天我在局里听说刘志强被纪委带走了。我知道，时候到了。”
陈正明看着手里的信封，没有拆。他知道这封信里装的是什么——不是答案，是更多的问号。林建国用命换来的那些东西，不会让人轻松，只会让人更重。
“外面冷，上楼说吧。”
李成阳摇了摇头。“我不上去了。这个东西你拿回去看，看完了你就知道，我师父为什么死，刘志强为什么怕，长藤资本是什么。”
他转过身，走了两步，停下来，没有回头。
“陈正明，我师父的案子，以前只有我一个人在查。现在多了你们，多了赵书记，多了中纪委。我替他谢谢你们。”
他走了。步子很快，皮鞋踩在水泥地面上发出急促的声响，嗒嗒嗒嗒，像机关枪扫射，从纪委大院这头响到那头，然后被呼啸的北风吞没了。
陈正明站在院子里，手里攥着那个牛皮纸信封，攥得很紧，指节发白。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他没有缩脖子，就那么站着，站了很久，久到门卫室的老头探出头来看了他一眼，问了一句“同志，你没事吧”，他才回过神来。
“没事。”他说。
他转身走回大楼，上了楼，回到办公室，把门关上。坐下来，把那封信封放在桌上，盯着它看了几秒，然后拆开。
里面装着的不是信，是一叠照片，几张复印件，还有一本薄薄的笔记本。笔记本比林建国之前那本小很多，只有巴掌大，黑色封皮，边角磨得发白，封面上用钢笔写着“补充”两个字。字迹潦草，跟他之前那本笔记本上的字迹一模一样。
陈正明先翻那本笔记本。一页一页地翻，翻得很慢，像在走一条很陡的、很窄的、旁边就是悬崖的路。
“长藤资本，一九九二年注册。股东有三个:省国企绿藤市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占股百分之四十；省城一家民营公司，占股百分之三十；还有一个自然人，占股百分之三十。自然人的名字，被涂掉了。不是用钢笔涂的，是用刀片刮掉的。纸被刮得很薄，对着光看，隐约能看见几个笔画。”
陈正明把笔记本举到台灯下，眯着眼睛看那页被刮掉的纸。光从背面透过来，纸薄得像蝉翼，那些被刀片刮掉的笔画在光线下隐隐约约地浮现出来，像溺水的人在浑水里伸出的手指，抓不住，看不清，但他知道那里有东西。
他看了很久，只看出了一个字——“赵”。
不是“刘”，不是“李”，是“赵”。赵。这个姓在绿藤市不常见，在省城也不常见。但在汉东省，这个姓后面可能站着的，是一个他暂时还不敢想的、比他过去几年里接触过的所有人都要高得多的名字。
他没有继续纠结那个被刮掉的字，把笔记本翻到下一页。
下一页是一份名单。不是长藤资本的股东名单，是长藤资本在绿藤市投资的项目名单。市民文化中心、城市规划展览馆、城西花园、绿藤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每一个项目的后面，都标注了投资金额、投资时间、合作单位、项目负责人。市民文化中心后面写着“投资五百万，一九九二年，合作单位:绿藤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项目负责人:马德胜”。城市规划展览馆后面写着“投资三百万，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