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把这份新的尸检报告送到方组长手上时，只说了一句话：“这不是意外。这是谋杀。”

    李成阳是在方组长告诉他这个消息的现场，当场哭了的。没有声音，眼泪从眼眶里涌出来，顺着那张瘦削的、颧骨高凸的、三年没有好好笑过的脸往下流，他没有擦，就那么让眼泪流着，让它们滴在那份新的尸检报告上，滴在“谋杀”两个字上。

    三年前，他把师父的笔记本藏起来的时候没有哭，把师父的照片一张一张地收进信封里的时候没有哭，一个人在那个废弃的工地上站了一整夜的时候没有哭。

    他以为他的眼泪已经流干了，在这个消息传到他耳朵里的这一刻，他才发现，他的眼泪没有干，它们只是被压在心底最深处的地方，压了三年，压成了一座不会喷发但一直在积蓄力量的火山。

    工作组根据李成阳提供的线索和林建国笔记本里的记录，找到了当年那个工地的施工队长。施工队长在全封闭的、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的情况下被带到谈话室。方组长问了他三个小时，他的第一句话是“我什么都不知道”，第二句话是“我只是听上面的安排”，第三句话是“是马德胜让我填的”。

    马德胜让他填的。是他把那片“不该挖出的东西”用推土机填平的。陈正明站在谈话室的单面玻璃后面，看着那个施工队长在方组长的追问下，一点一点地垮掉。这个人不是凶手，他只是一个被人指使的、在工地上开了半辈子推土机的、不认识几个字的、上面让填什么就填什么的普通人，他不知道自己填平的是什么，只知道填完了，马德胜给了他五千块钱。

    工作组顺藤摸瓜，找到了当年经手此案的刑警——不是一个人，是三个人。一个负责现场勘验，一个负责尸检，一个负责出具结案报告。这三个人，在三年之后的同一天，被同时带到了省公安厅的谈话室。三个人，三个房间，三组调查人员，问的是同一个问题:“三年前，谁让你们把林建国的案子定为‘意外’的？”

    第一个开口的是负责现场勘验的。他扛了不到两个小时，交代是当时的支队长让他这么写的，支队长说“上面有人打了招呼，这个案子不能按刑事案办”。第二个开口的是负责尸检的法医，他扛了四个小时，交代尸检报告被人改过，原始数据被抽走了，他手里的那份是假的。第三个开口的是负责出具结案报告的那个，他已经退休了，头发全白了，从家里被带走的时候，老伴哭着拉住他的手不让他走。他扛了一天，砸在墙上的拳头破了皮，最后还是开了口，说是当时的公安局副局长打的招呼。副局长的原话是:“林建国的事，到此为止。他不是被杀的，是自己摔死的。你写，我签字。”

    副局长姓什么？姓唐。唐某某，三年前已经调走了，调到了省公安厅某总队，现在是二级警监。

    方组长当天晚上就把情况汇报给了赵达声。赵达声听完之后，沉默了很久。他的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敲着，嗒，嗒，嗒，像一扇关了很久的门，终于被人从外面敲响了。他拿起电话，拨了省公安厅厅长的号码。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厅长说了一句话:“唐某某的事，你们查。不管涉及到谁，不管他是什么级别，一查到底。”

    唐某某被停职接受审查的消息，是在那通电话打完之后的第三天传出来的。

    陈正明是在三室的办公室里听到这个消息的。老刘从外面回来，手里端着搪瓷缸子，缸子里的茶已经凉了，但他没有喝。他把缸子放在桌上，摘了眼镜，擦了好一阵。

    “小陈，林建国的案子，破了。不是破了，是终于有人查了。凶手还没有抓到，但指使填平工地的人、篡改尸检报告的人、出具假结案报告的人、下封口令的人，全部被控制了。这些人，比凶手更可恨。凶手是一个人，他们是一个系统。”

    陈正明没有说话。他坐在桌前，手里握着那支钢笔，笔尖悬在笔记本的纸面上，迟迟没有落下。窗外的天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像一床没有弹性的旧棉被，把整座城市裹得严严实实。梧桐树的枝丫在风里摇晃，像一群没有手指的手，在抓什么，又什么都抓不到。

    李成阳那天晚上来了纪委。

    不是来找陈正明，是来找赵达声的。他站在纪委大楼的门口，穿着一件半新的警服，没有戴帽子，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他手里拎着一瓶酒，不是好酒，是普通的绿藤大曲，玻璃瓶的，商标已经磨花了。

    门卫室的老头拦住了他。老头不认识他，不认识什么李成阳，只知道这个人拎着酒瓶，满身酒气，眼睛通红，一看就是喝了不少。老头说:“同志，纪委不让进。”李成阳说:“我不进去。你帮我叫一个人出来。”

    陈正明下楼的时候，李成阳蹲在纪委大院的门口，背靠着墙，把那瓶酒放在脚边。他没有再喝，就那么蹲着，像一个打了败仗的、跑累了、坐在路边休息的士兵。

    “李成阳。”陈正明走过去。

    李成阳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站了起来。他的身体晃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