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案组对刘志强采取留置措施的日子，定在了这一天。不是随便选的。赵达声说，星期二，市政府例会，刘志强一定会去。在例会上把他带走，比去他家里、比去他办公室、比在路上截他，都更符合程序，也更有震慑力。
震慑的不是刘志强——他已经不需要震慑了，震慑的是那些坐在他旁边、看着他被带走、心里有鬼的人。那些人会在这之后的每一个星期二，在推开会议室的门、坐到自己那把椅子上的时候，想起这一天。
陈正明凌晨四点就醒了。不是被闹钟叫醒的，是自己醒的。招待所的天花板在黑暗中泛着微微的灰光，他盯着那道看不见的裂缝看了很久。
绿藤市招待所的天花板没有裂缝，干净得像一张没有写过一个字的纸，但他的脑子里有一道裂缝，从青江县一直裂到这里，从一九九〇年一直裂到一九九五年，从李长水的自留地一直裂到刘志强的副市长办公室。那道裂缝没有合拢过，反而越裂越深，越裂越宽，像一个永远填不满的伤口。
他起床，用凉水洗了脸，水温刺骨，激得他整个人清醒过来。穿上白衬衫、深色夹克衫，把帆布包里的笔记本和钢笔检查了一遍。笔记本在，钢笔在，赵达声昨天给他的那份刘志强案的证据清单也在。他把清单抽出来，一页一页地翻。
六十七页，每页都有编号，每个编号对应一份证据。这些证据他花了将近三个月才集齐，像在沙滩上捡贝壳，捡了一个又一个，终于捡满了一筐。
他没有吃早餐，胃里像装了一块石头。不是害怕，是一种说不清的、沉甸甸的、压得人不想吃任何东西的实感。他背上帆布包，走出招待所。天还没有亮，路灯把他的影子投在湿漉漉的地面上，又细又长，像一个问号。
七点整，纪委大楼门口集合。三辆黑色轿车一字排开，引擎已经预热了，排气管冒着白色的雾气。老刘站在第一辆车旁边，穿着深色夹克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的表情比平时更严肃了。
周明远靠在第二辆车的车门上，手里夹着一根烟，烟雾在他面前散开，跟冬天的晨雾混在一起。王建国也从省城赶回来了，站在第三辆车旁边，手里提着那个黑色的公文包，包的拉链反复拉开了两次又拉上，像是在确认什么东西没有带齐。
赵达声从大楼里走出来。他今天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呢子大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的皱纹在晨光里像刀刻的。他没有说话，目光在每个人脸上扫了一遍，然后拉开第一辆车的车门，坐了进去。
七点二十分，车队从纪委大院驶出，驶进了绿藤市灰蒙蒙的、还没有完全醒来的清晨里。
绿藤市政府大楼在市中心，一栋八层的灰色建筑，楼顶竖着一根旗杆。大楼前面的广场上空荡荡的，只有几个早起的清洁工在扫落叶。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广场旁边的停车位上，引擎盖上的霜还没有化。
老刘把车停在那辆车的旁边。陈正明透过车窗，看见市政府大楼门口站着几个人，穿着深色的制服，正在低声交谈。其中一个人他认识——市政府办公室的赵主任，上次在档案室门口给他钥匙的那个。赵主任看见了纪委的车队，表情微微变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正常。他转身走进大楼，步子比平时快了一些。
赵达声下了车，把呢子大衣的扣子扣上。他站在车旁边，等着老刘、周明远、陈正明和王建国都下了车，然后迈步朝大楼走去。
会议室在七楼。电梯到了七楼，门开了，走廊里很安静，地毯把所有的脚步声都吸走了，全世界的声音都像是被人关在了一扇厚厚的门后面。赵达声走在最前面，步子大而稳，像一个在暴风雨中掌舵的人，手很稳，眼很定，知道前面有浪，但不怕。陈正明跟在最后面，手里提着那个帆布包，包里装着那六十七页证据清单。
走廊尽头是市政府常务会议室。门关着，门缝里透出灯光，有人在说话，声音很低，听不清内容。赵达声站在门口，抬起手，敲了三下。
门开了。
会议室里坐着十几个人。长条桌的一端坐着市长，另一端坐着常务副市长，两侧坐着各分管副市长和秘书长、副秘书长。他们面前的桌上摆着茶杯、笔记本、文件夹，姿态各异，有的靠在椅背上，有的前倾着身体，有的在低头看材料，有的在跟旁边的人低声交谈。
赵达声的目光在会议室里扫了一圈，落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个人坐在离长条桌顶端不远处，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白衬衫，系着一条暗红色的领带，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他的脸方方正正，眉毛很浓，嘴角向下撇着，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质。
刘志强。
陈正明在心里把这个名字默念了一遍。三个月来，他在无数份材料上看到过这个名字，在无数份银行流水上看到过这个名字，在马德胜和张德胜的供词里听到过这个名字。但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个人本人。刘志强比照片上老一些，眼角的皱纹更深，眼袋更重，头发虽然梳得整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