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不是每天都下，但天没有晴过。云层像一块永远洗不干净的灰抹布，悬在城市的上空，把阳光遮得严严实实。纪委大楼走廊里的气温比外面高不了几度，暖气片里的水声越来越小，越来越稀，像一条快要断气的河。
老刘说市里的供暖管道老化了，正在修，让大家多穿点。于是三室的人一个个裹得像棉球，在办公室里缩着脖子写材料，呼出的白气在空中慢慢散开，像一群被困在室内的、微型的、无所适从的云。
城西工地的调查，在老刘和陈正明接手之后，像一头撞上了一堵用橡胶砌的墙。不硬，但怎么都撞不穿，撞上去就被弹回来，再撞，再弹，反反复复，每一次反弹都比上一次更让人疲惫。
那个工地现在已经不叫工地了。一九九一年被填平之后，上面盖了一栋六层的居民楼，一九九三年就入住了。
开发商是马德胜的第三建筑公司，项目名称叫“城西花园”，名字起得很好听，但去现场看过的人都知道，那里没有花园，只有一栋孤零零的、外墙已经开始剥落的、灰扑扑的住宅楼，像一棵被移栽过来、根没有扎进土里、随时可能倒下的枯树。
陈正明站在那栋楼的楼下，仰着头看它。六层，三个单元，每户的窗台上都堆着杂物，旧纸箱、破花盆、腌菜坛子、拖把、墩布，像一栋楼的居民在用自己家的破烂互相打招呼。
一楼靠马路的那户人家在窗台上养了一只猫，橘色的，胖得不像话，趴在窗台上晒太阳，半眯着眼睛，对他这个站在楼下、仰着头、一动不动的陌生人毫无兴趣。
一九九一年，这个地方挖出了不该挖出的东西。不是建筑垃圾，不是普通的、可以被推土机一铲子填平的废弃物，而是不能用“建筑垃圾”三个字轻飘飘地带过的东西。
林建国来看过，回去之后对李成阳说了那句话。然后他继续查，查到了马德胜，查到了刘志强，查到了那封推荐信。然后他死了。
陈正明收回目光，低下头，看着脚下的地面。水泥路面，铺了不到三年，已经裂了好几道缝，缝隙里长出枯黄的野草，在寒风里瑟瑟发抖。他站在那片水泥上面，脚下踩着的不只是水泥和钢筋，还有那些被填埋的、被掩藏的、被所有人假装不存在的真相。
“小陈，走了。”老刘在车里按了一下喇叭。
陈正明上了车，老刘没有马上发动引擎，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纸条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边角毛糙，字迹潦草，用的是圆珠笔，有些地方洇开了，像被水泡过，又像是被汗浸过。
“今天早上塞在我家门缝里的。”老刘把纸条递过来，“你看看。”
陈正明接过来，展开。上面写着一行字:“城西的事不要再查了。林建国已经死了，你们也想死吗？”
他没有说话，把纸条折好，还给了老刘。老刘把纸条塞回口袋，发动了汽车。
“老刘，你怕不怕？”陈正明问。
老刘没有回答。他把车开出了那条窄巷子，开上了主路。绿藤市的街道在雪水里泡了半个月，路面坑坑洼洼的，车开过去，泥水溅起来打在挡风玻璃上，雨刷器一下一下地刮着，发出吱吱的声音。
“小陈，你知道我为什么从公安调到纪委吗？”老刘忽然问了一句跟眼前没有任何关系的话。
陈正明摇了摇头。老刘握方向盘的手紧了紧，指节泛白。
“一九九零年，我在绿藤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那年我们查了一个案子，涉黑，涉保护伞。案子查了半年，所有证据都齐了，人也抓了，口供也拿了。准备移送到检察院的前一天，支队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说这个案子不归我们管了，上面有人要接手。我问上面是谁，他说你不用知道。第二天，所有卷宗都不见了。第三天，抓的人全放了。第四天，支队长找我谈话，说有编制，问我想不想去纪委。”
他的声音很平，平到没有任何感情色彩，像一个人在念一份跟自己无关的、尘封已久的、早已过了诉讼时效的旧案卷。
“我说我去。不是因为我想去，是因为我知道，在公安局，我查不到那些人了。那些人太远了，远到我够不着。纪委虽然也够不着，但至少离他们近了一步。”
陈正明看着老刘的侧脸。他的眼镜片上蒙了一层薄薄的雾气，把窗外的街景模糊成了一片灰白色的、流动的、没有尽头的水墨画。他的眉头微微皱着，嘴角向下撇着，跟平时一模一样，但眼底有一种陈正明从未见过的表情——不是愤怒，不是无奈，是一个人在黑暗中走了太久、已经忘记了光明是什么样子、但还在走的坚持。
车在纪委大楼门口停下。老刘熄了火，拔出钥匙，但没有马上下车。他坐在驾驶座上，两只手握着方向盘，看着挡风玻璃上那片被雨刷器刮出来的、扇形的、还残留着泥水痕迹的透明区域。
“小陈，那张纸条的事，不要跟任何人说。赵书记那里我去汇报。你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