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书记？”市长站了起来，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微笑，但那笑容在看见赵达声身后穿着深色夹克、表情严肃的几个人时，收了几分。
赵达声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盖着大红公章的留置决定书，展开来，举到刘志强面前。“刘志强同志，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有关规定，省纪委决定对你采取留置措施。请你配合。”
会议室里安静了。
不是普通的安静，是那种连呼吸都被刻意压制、连心跳都怕被人听见的、像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砸出一个坑的安静。有人低下了头，有人端起茶杯假装喝水，有人看着窗外的天空，有人看着桌面上的笔记本，没有人看刘志强。
刘志强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他看了那份留置决定书大概有五六秒。那五六秒里，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像一面没有风的湖。然后他站起来，把西装的下摆扯了扯，动作很慢，像是在给自己争取最后几秒钟的、体面的、从容的时间。他把双手伸到赵达声面前，赵达声摇了摇头，不是拒绝，是告诉他不需要上手铐。
“不用。你配合就行了。”
刘志强把手收回去，垂下。他的目光从赵达声的脸上移到老刘的脸上，从老刘的脸上移到周明远的脸上，从周明远的脸上移到陈正明的脸上。在陈正明的脸上停了一下，那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愤怒，不是恐惧，是一种比这些都更深沉的感情，像一个人在悬崖边上站了很久、终于跳了下去、在半空中回头看时那种复杂的、混合了绝望和解脱的表情。
“走吧。”刘志强说。
他走在赵达声旁边，老刘走在另一边，周明远走在后面，陈正明走在最后。他们穿过走廊，走进电梯，走过大厅，走出市政府大楼。广场上的风很大，吹得刘志强的头发有些乱。他没有用手去整理，就那么任风吹着，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纪委的车队驶出了市政府广场，驶进了绿藤市灰蒙蒙的、干冷的、像一块没有洗过的旧抹布一样的冬天里。
留置谈话从下午两点开始。
不是赵达声谈，是老刘谈。赵达声说，刘志强是副市长，级别高，经验丰富。老刘在纪委干了十几年，知道怎么跟这种人打交道，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陈正明坐在老刘旁边，负责记录，面前摊着笔记本，钢笔握在手里。他在等，等刘志强开口，等他说第一句话，等他说第一句假话，等他说第一句真话。
留置室在纪委大楼的二楼，跟马德胜那间在同一层，但隔了好几个房间。格局一样，白色的墙，白色的床单，白色的桌布，日光灯把房间照得像一个没有阴影的、没有出口的、白色的盒子。
老刘把刘志强的履历表放在桌上，不是给他看，是给自己看的。这是一个技巧——让谈话对象知道，你对他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他还没有开口，你就已经知道他在哪里出生、在哪里上学、在哪里参加工作、在哪里入党、在哪里提拔。
“刘志强，一九五〇年出生，一九六八年参加工作，一九七一年入党。历任街道办事处干事、副主任、主任，区长助理，副市长。你在绿藤市工作了二十七年。二十七年的老同志，党的培养、人民的信任，你应该比谁都清楚。”
老刘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钉在桌上，钉在墙上，钉在刘志强的耳朵里。
刘志强靠在椅背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没有像马德胜那样蜷着手指，也没有像张德胜那样攥成拳头。他的手很放松，手指自然张开，掌心朝下，像是在抚摸一块看不见的、光滑的、冰凉的石板。
“老刘，你不用跟我讲这些。”刘志强的声音很平，平到没有任何感情色彩，“这些道理，我讲给别人听了二十七年。你让我安静一会儿。”
他闭上了眼睛。
老刘看了陈正明一眼。陈正明在本子上写下:“刘志强，闭目，拒绝沟通。”他没有写“抗拒”这个词，因为刘志强没有抗拒，他只是不配合。抗拒是主动的，不配合是被动的。不配合比抗拒更麻烦，因为它不给你发力点，你推不到他，拉不到他，打不到他，他就像一团棉花，你的拳头打上去，没有声音，没有反弹，只是陷进去，然后被他裹住，拔不出来。
第一天，刘志强一句话都没有说。
不是“记不清了”，不是“不知道”，不是“我保留陈述的权利”，是彻底的、完全的、连嘴都不张的沉默。老刘问了他十几个问题，从工程项目到资金流向，从马德胜到张德胜，从林建国到城西工地。刘志强闭着眼睛，一个字都没有回答。老刘没有追问，没有拍桌子，没有激将法。他合上文件夹，站起来，说了句“今天就到这里”，然后走出了留置室。
陈正明跟在后面。门关上了，锁舌卡进锁孔的声音很短，很轻，“咔嗒”一声，像一个句号，不是结束的句号，是分号的句号。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刘志强依旧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