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东西像四面没有门没有窗的墙，把他关在里面，他任何一个方向都出不去，任何一个方向都撞不到出口。他试过撞墙，把头埋进“记不清了”“不知道”“时间太久了”这些词里，把自己藏了三天。三天之后，他发现那些词不是墙，是纸糊的，一捅就破。
他是在新年前夜开口的，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留置室的日光灯把他的脸照得像一张白纸。
老刘和陈正明坐在他对面。老刘手里没有拿文件夹，陈正明手里没有拿笔——他们都想让张德胜知道，今天不是来审他的，是来听他说的。
但桌上那台录音机静静地摆在那里，红色的指示灯亮着，像一只不肯闭上的眼睛，把他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停顿、每一声叹息都吞进去，刻在磁带上，永远抹不掉。
张德胜说，那笔钱确实不是正常业务往来。马德胜让他转给谁，他就转给谁。马德胜让他怎么转，他就怎么转。
他只负责当那个中间人，负责在纸上签自己的名字，负责在银行柜台后面把一摞摞现金从一个账户搬到另一个账户。他不知道那些钱最后去了哪里，他也不想知道——知道得太多的人，活不长。
他把这句话说完之后，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是苦笑，是一种比苦笑更苦涩的表情，像一个溺水的人在水底挣扎了太久，终于放弃了挣扎，让身体慢慢沉下去时脸上那种说不清是解脱还是绝望的平静。
老刘看了他一眼，从文件夹里抽出林建国的笔记本复印件，翻到某一页，推到张德胜面前。那页纸上有一行字，字很小，挤在页面的右下角，像一个人在用最后一点力气写下最后几个字——“张德胜，宏达建材，马德胜连襟。”
张德胜低下头看着那行字。他的目光在那几个字上停了几秒，像是在看自己的墓碑。“这个刑警，”他的声音更低了下去，“他真的什么都查到了。
他来找过我，问我认不认识马德胜，问我宏达建材公司有没有跟第三建筑公司做过生意。我说认识，做过。他问我有没有合同，我说有。他让我拿出来给他看，我说在会计那里，会计回老家了。”
他顿了一下，双手在膝盖上攥紧，指节泛白。
“他走了之后，我给马德胜打了电话。马德胜说‘你别管了’。过了几天，那个刑警就死了。”
陈正明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下了这几句话，每一个字都写得很大，笔划很重。林建国找过张德胜——这个细节在之前的材料里从来没有出现过，无论是林建国的笔记本，还是李成阳的转述，还是公安局的卷宗，都没有提到林建国在被杀害之前曾经找过张德胜。张德胜也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这件事，也许是因为害怕，也许是因为内疚，也许是因为他觉得说了也没有用——人都已经死了，说什么都晚了。
老刘没有追问，也没有把录音机关掉，让它继续转着。
一九九四年的最后一天，就这样在留置室的日光灯下、在张德胜断断续续的供词中、在陈正明笔下沙沙的书写声中，悄无声息地过去了。
新年的第一天，赵达声把专案组的人召集到了会议室。
每个人脸上都带着节日的疲惫，但更多的是案子突破之后那种压不住的、从眼底往外冒的光。老刘把马德胜和张德胜的供词整理成了一份长长的清单，用红笔把涉及刘志强的部分标了出来。那份清单从会议室的长条桌这头铺到那头，像一条红色的河，把整张桌子劈成了两半。
“马德胜和张德胜的供词，加上我们之前掌握的书证，已经足够对刘志强采取进一步措施了。”赵达声坐在长条桌的一端，面前摊着那份清单，手指在一行行红字上慢慢划过，“但刘志强不是终点。他的钱去了哪里？他一个人吞不下这么多钱，他背后还有谁？”
老刘翻开笔记本，推了推眼镜。“马德胜交代，刘志强曾经在饭桌上提过他‘上面有人’。原话是——‘你放心干，上面有人，出不了事’。”
赵达声靠回椅背，两只手交叠在肚子上。“上面有人。这个‘上面’，是哪个上面？是省委？是省直机关？还是省外？”
没有人回答。会议室里的空气沉了下去，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从天花板上伸下来，按住了所有人的肩膀。
赵达声翻开面前的文件夹，从里面抽出一份材料。那是一封信的复印件，纸张已经泛黄，边角有些脆，像是被反复折叠过多次。信的抬头是“绿藤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落款是一个人的签名——那个签名笔画工整，笔锋遒劲，从起笔到收笔都透着一种居高临下的从容。
“这是从马德胜公司的文件柜里找到的。一封推荐信，是省里某位领导写给绿藤市政府的，推荐马德胜的公司承接市民文化中心项目。信的落款日期是一九九二年三月一日，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