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明接过那封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信的内容不长，只有一页，但每一个字都很重。那位领导在信里说，马德胜的公司“技术力量雄厚，施工经验丰富，完全有能力承担大型公共设施建设”。他“完全有能力”——这几个字写在纸上，轻飘飘的，但它落到绿藤市政府的办公桌上，就是一道不可违抗的命令，就是一块砸开两千万工程大门的铁锤。
赵达声把那封信收回去，夹进文件夹里。“这个人，不是我们省纪委能查的。我已经向中纪委作了专题汇报。中纪委的态度很明确——查，不管涉及到谁。”
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
窗外的天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像一床没有弹性的、发霉了的旧棉被，把整座城市裹得严严实实。梧桐树的枝丫在风里摇晃，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哭。近处的屋顶上积着薄薄一层雪，还没有化，但已经开始发灰了，像被人踩过了的、脏了的地毯。
陈正明从会议室出来的时候，在走廊里碰到了李成阳。
他穿着一件深色的警服，没有戴帽子，头发有些乱，眼袋很深，像是几天没合眼。他靠在一楼的走廊墙壁上，手里夹着一根烟，没有点，只是夹着，在指间转来转去。他的目光落在走廊尽头的窗户上，窗外的雪在无声地落，一片一片的，慢悠悠的，像一个没有尽头的慢动作。
“李成阳，你怎么来了？”陈正明走过去。
李成阳把那根没点的烟从嘴里拿下来，在手心里转了转。“我听说了。马德胜开口了。张德胜也开口了。”
“你听谁说的？”
“公安局有人。”李成阳把那根烟塞回烟盒，把烟盒揣进口袋，“我师父的案子，终于有人查了。三年了，我以为这辈子都等不到这一天了。”
他的声音有些哑，像是什么东西堵在嗓子眼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他的眼眶微微泛红，但他没有让眼泪掉下来。一个在公安局刑侦支队干了十几年的男人，眼泪是不会轻易掉下来的。它们会憋回去，咽下去，沉在心底最深处的地方，慢慢发酵，变成比眼泪更浓、更烈、更烧人的东西。
“李成阳，你师父的笔记本上有一行小字。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五日，你师父在城西路口盘查了一辆黑色轿车，车牌号是刘志强的车。你师父当时为什么会去城西路口？他在查什么？”
李成阳沉默了片刻，那片刻里有风从走廊的窗户缝里灌进来，冷飕飕的，吹得人后脖颈发凉。
“师父那时候在查一个案子。不是建筑公司的案子，是另一个案子。绿藤市城西有一个工地，一九九一年上半年挖地基的时候，挖出了不该挖出的东西。辖区派出所去看了，说是建筑垃圾，填回去就行了。师父不放心，自己去看了。他回来跟我说了一句话——‘那个工地底下埋的不是建筑垃圾’。”
陈正明的手微微收拢，握住了帆布包的带子，手指把带子攥出了深深的褶皱。
不是建筑垃圾。废弃的工地。一九九一年。这三个关键词像三块石头，垒在一起，压在他胸口。他又想起李成阳说的细节——一九九一年，城西，废弃的工地，不该挖出的东西。这几个词像一颗一颗的钉子，钉在他脑子的每一个角落。他知道李成阳在说什么，但他不敢在那个方向上想得太深——想得太深了，就再也出不来了。
“后来呢？”陈正明问。
“没有后来了。工地在师父被害之前就被填平了，上面盖了新的建筑，什么东西都找不到了。师父去找过那个工地的开发商，开发商说不知道这件事，让他去找施工队。施工队已经解散了，人都找不到了。”
李成阳的声音越来越低，低到最后像是在跟地面说话，每一个字都像是被风吹散的沙。
“师父觉得这件事有问题，一直在查。他查到了那个工地的开发商是谁。”
“谁？”
“刘志强的小舅子。马德胜。”
走廊里安静了。声控灯灭了，两个人站在黑暗中，只有走廊尽头的窗户透进来一点微弱的天光，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地上，像两棵长在一起的、根系缠得死紧、谁也别想分开的树。
陈正明回到办公室的时候，老刘正站在窗前看雪。窗外面的雪越下越大，密密地从天空落下来，像有人在天上撕棉花，一片一片的，铺天盖地。地面已经白了，屋顶已经白了，梧桐树的枝丫上挂满了白色的绒毛，整座城市在一个下午之内变成了一幅没有上色的素描，黑白分明，线条简单，像一个人把所有的颜色都洗掉了，只留下最本质的、最原始的、最赤裸的黑与白。
“小陈，你说我们是在查什么？”老刘没有回头，声音从窗户那边传过来，有些失真。陈正明站在他身后，看着他的背影在灰白色的天光里显得有些单薄，肩胛骨的轮廓透过夹克衫隐约可见。
“最开始，我们是在查刘志强收受贿赂。后来，我们在查林建国为什么被害。现在，我们在查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