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那种痛痛快快的、像决堤的洪水一样的开口，而是一点一点的、像干涸的河床底下渗出的水，一滴，又一滴，每一滴都带着泥沙，每一滴都浑浊不堪。
但水终究是渗出来了，在那道看似已经干涸了十九天的河床底下，有什么东西一直在流，只是被压得太深、埋得太厚、捂得太紧，没有人能听见它的声音。
那天上午，老刘照例去留置室跟马德胜谈话。陈正明照例坐在老刘旁边，手里握着笔，笔记本摊在桌上，准备记录。他已经习惯了这种仪式——老刘提问，马德胜沉默，他在笔记本上记下沉默的时长。
十九天来，他记下了马德胜一百七十三个“记不清了”、九十八个“不知道”、四十六个“你们去问别人”。这些数字像一道道伤疤，刻在笔记本的纸页上，也刻在他对这个人全部的认知里。
但今天不一样。
老刘没有像往常一样从工程质量问题开始问，也没有从资金流向开始问，更没有从林建国开始问。他先是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照片，推到马德胜面前。照片上是一个约莫五十多岁的女人，穿着一件深色的棉袄，头发花白，面容憔悴，眼眶微红，站在一栋灰色居民楼的单元门口。她的身后是401室那扇陈正明曾经敲过的门，门上的漆已经掉了好几块，露出底下暗灰色的水泥。
马德胜的目光落在照片上，整个人像被雷击中了一样僵住了。他的嘴唇开始颤抖，喉结上下滚动了好几次，发出一阵含混的、像是什么东西被哽住了的声音。他的手从膝盖上抬起来，伸向那张照片，指尖在距离照片不到两厘米的地方停住了，像被一堵看不见的墙挡在了外面。
“你爱人昨天来纪委了。”老刘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她想见你。按规定，留置期间不能见面。她在大门口站了一个多小时，后来被工作人员劝回去了。她走的时候哭了。”
马德胜的手缩了回去，放在膝盖上，攥成了拳头。他的眼睛红了，不是哭，是那种比哭更深的、更重的、像有什么东西在眼眶后面燃烧、但怎么也烧不出来的红。他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呼吸声沉重得像一台老旧的风箱，每一次吸气都像是在跟什么东西搏斗。
“马德胜，你在里面待了十九天。你爱人一个人在外面，要照顾老的，要照顾小的，还要应付那些来打听消息的人。你公司的那些事她知不知道？你给她留的那些钱她敢不敢花？你让她怎么面对亲戚朋友？怎么面对邻居？”
马德胜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没有声音，眼泪从眼眶里涌出来，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流，流到嘴角，流到下巴，滴在那件灰色的夹克衫上，一滴，又一滴。他没有擦，就那么让眼泪流着，让它们在他那张瘦削的、颧骨高凸的、已经被留置室的日光灯烤了十九天的脸上随意地流淌。
“马德胜，你的事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事。你有老婆，有孩子，有公司，有那些跟着你干了十几年的工人。你不开口，他们怎么办？你让他们等你多久？一年？两年？五年？”
马德胜低下头，双手捂住了脸。他的肩膀在颤抖，不是那种剧烈的、失控的颤抖，而是那种被强行压制着、但压制不住的、像地震之前地壳的微动一样的颤抖。留置室里安静了下来，安静到能听见日光灯管的嗡嗡声，能听见暖气片里水流的声音，能听见马德胜的眼泪滴在桌面上的声音——那声音很轻，轻到几乎听不见，但陈正明的耳朵捕捉到了，像一滴水落进了深井，回声在井壁之间来回撞击，久久不散。
沉默持续了很久。
陈正明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个沉默的时长。但他没有看表，他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是五分钟，也许是十分钟，也许是更长的时间。在留置室这间没有窗户的、只有日光灯和四面白墙的房间里，时间是没有意义的。它不流动，不变化，不前进，像一口被封死了的钟，指针永远指向同一个方向。
马德胜终于抬起了头。
他的脸已经湿透了。眼泪和汗水混在一起，在日光灯下闪着微光。他的眼睛红肿，鼻头通红，嘴唇干裂起皮，整个人像一幅被水泡过了的画，轮廓还在，但颜色全花了。
“刘志强让我做的。”他说，声音沙哑，像很久没有喝过水，又像嗓子里塞满了碎玻璃，每一个字都是从那些碎玻璃的缝隙里硬挤出来的，“工程的事，钱的事，都是他让我干的。他说只要我按他说的做，他保证我在绿藤市一路绿灯。他确实做到了。我公司从一个几十万的小包工队，三年做到几千万的产值，靠的就是他。”
老刘没有说话。他的笔停在纸上，一动不动。陈正明的笔也停了。两个人像被突然按下了暂停键，整个留置室陷入了一种近乎真空的寂静。
“市民文化中心和城市规划展览馆的项目，是他指定给我的。没有招标，没有竞争，他说给谁就给谁。这两个项目做下来，我赚了至少八百万。我把其中的一半给了他——不是直接给，是通过张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