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摘下眼镜，用那块已经看不出颜色的眼镜布慢慢地擦着镜片。手有些抖，不是害怕，是那种在黑暗的隧道里走了太久、终于看到出口的光时，身体比意志更先作出反应的那种生理性的、不可控的、细小的战栗。

    “小陈，你把今天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这二十多页纸，一份都不能少。”老刘的声音有些哑，“明天，我们找张德胜。马德胜开口了，张德胜那边就好谈了。他连襟都说了，他再扛着也没意思。”

    陈正明点了点头。他坐下来，翻开笔记本，开始整理笔录。二十多页的速记，需要一字一句地还原，不能有偏差，不能有遗漏。那些潦草的、在紧张中写下的、有些他自己都需要辨认半天才能认出的字迹，每一个字都是一个证词，每一个证词都是一块砌墙的砖。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砖一块一块地垒起来，垒成一面不能倒塌的、经得起任何推敲和质疑的墙。

    窗外，天已经快黑了。十二月的绿藤市，白天短得像是被人偷走了一半。梧桐树的枝丫在暮色里像一幅木刻画，线条硬朗，黑白分明。远处有汽车驶过，车灯在黑暗中划出两道白色的光带，转瞬即逝。

    他低下头，继续写。

    钢笔在纸面上沙沙地响，像秋天的树叶被风吹过地面，又像蚕在吃桑叶，又像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用很低的声音、说着一些很重要的、必须被人记住的话。

    他在那些沙沙声里，把马德胜的供词一笔一划地刻在了纸上。

    马德胜开口了。

    这条线终于通了。电流从马德胜的嘴里流出来，经过老刘的提问，经过陈正明的笔尖，经过那二十多页笔录纸，流进专案组的卷宗里，流进赵达声的文件夹里，流进省纪委的档案柜里。这根线的一端，连着绿藤市政府的红头文件，另一端，连着林建国在那个废弃工地上流尽的最后一滴血。

    他放下笔，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

    窗外的天已经完全黑了。梧桐树的影子看不见了，远处的霓虹灯在闪烁，红的、绿的、蓝的，把绿藤市的夜空染成了一幅没有调过色的油画。近处有风在吹，吹得窗户发出呜呜的声音，像一个人在哭，又像一个人在笑。

    他把笔记本合上，贴在胸口的口袋里，站起来，背上帆布包，走出办公室。走廊里的声控灯在他脚下亮起，在他身后熄灭，一明一暗，像一条追着他走的光的尾巴。

    他走出大楼，站在台阶上。夜风很冷，吹在脸上像刀割。他没有缩脖子，抬起头，看着天空。天是黑的，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只有一层厚厚的、灰蒙蒙的云，把整个天空遮得严严实实。但他知道，云层上面是有星星的。那些星星一直在那里，只是被遮住了，暂时看不见。

    他走下台阶，朝招待所走去。梧桐树的枝丫在头顶摇晃，发出呜呜的声音。他走得很慢，不是在犹豫，是在消化——消化马德胜今天说的那些话，消化那八十万、那二百五十万、那十九天的沉默和那几个小时的崩溃。他的胃里像装了一块石头，沉甸甸的，压得他走不快。

    他走了很久，终于走到招待所门口。推开门，走进黑暗的走廊，摸黑爬上三楼，掏出钥匙打开308房间的门。

    房间里很冷。他没有开灯，和衣躺在床上，双手枕在脑后，盯着天花板。天花板是白色的，在黑暗中泛着微微的灰光，像一张没有写过一个字的纸。

    明天，他要去找张德胜。

    后天，他可能要面对刘志强。

    大后天，也许他要去那个废弃的工地——林建国被害的地方，站在那片不知道有没有被清理干净的土地上，告诉那个三年前倒在那里的刑警:你的案子，有人替你查了。

    他在心里对林建国说了一句话:“林队长，马德胜开口了。你是下一个。”

    窗外的风在呼啸。

    他闭上眼睛，在那风声里，慢慢地沉入了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