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国呢？”老刘的声音很平，平到没有任何感情色彩，像一张白纸，但又压着一层看不见的、随时可能破纸而出的东西。
马德胜的身体抖了一下。不是肩膀，是整个身体，像有什么东西从他的脊椎里穿过去，电击一样。
“林建国的事我真的不知道。他来找我的时候，态度很强硬，说我们公司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说他手里有证据，要我配合调查。我给刘志强打了电话，刘志强说他会处理。没过多久，林建国就死了。”
“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死了。刘志强给我打电话说‘你那边清理干净了没有’，我说‘清理了’。他说的‘清理’是什么意思，我没问，他也没说。”
马德胜的眼泪又流了下来。这一次他没有低头，没有捂脸，就那么抬着头，让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那件灰色夹克衫的领口上，滴在桌面那张印着他爱人面孔的照片上。
“我每天都做噩梦。梦见林建国来找我，站在我面前，不说话，就那么看着我。我知道他要问什么——‘你为什么要把那些东西清理掉？你清理掉的是什么？是不是人命？’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刘志强让我清理，我就清理了。”
他捂着脸哭了很久。
老刘没有打断他，没有递手帕，没有说“不要哭了”，没有说“你继续说”。他只是坐在那里，等着。像一个人在河岸上等一条沉在河底的船浮上来，不能拉，不能拽，不能喊，只能等。等水慢慢地、一点一点地、不可阻挡地漫进船舱，把里面的空气挤出来，船就浮上来了。
马德胜哭了很久，哭到声音都哑了，哭到眼泪再也流不出来了。他用手背擦了擦脸，抬起头，看着老刘。他的眼睛已经干了，但眼底还有一种东西在烧，不是愤怒，不是恐惧，是一种比这些都更深沉的、叫做“绝望”的东西——他知道自己已经完了，他只是在计算自己完到什么程度。
“我都说。你们问什么，我都说。”
老刘看了陈正明一眼。陈正明知道这一眼的意思——他点了点头，翻开笔记本的新的一页，在最上面写下了日期: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接下来的四个小时，马德胜几乎说完了所有的事。
他按照老刘的提问，从那两个项目的指定承建开始，到阴阳合同的签订，到工程款的虚增，到验收环节的造假，到检测报告的篡改，到资金的转移，到那八十万的贿赂。每一条线，他都说得很细，细到每一个人的名字，每一个日期，每一个金额。
他说的内容，大部分专案组已经掌握了。但他把那些已经掌握的碎片串成了一条完整的链条——不是陈正明画在纸上的那种链条，而是一条活的、会呼吸的、带着温度和汗味的链条。他亲口承认了自己在那些工程上偷工减料，承认了给刘志强行贿八十万，承认了指使张德胜通过空壳公司转移资金，承认了在刘志强的授意下销毁了公司的部分账目和合同。
他的声音越来越大，从沙哑变得清晰，从低沉变得高亢，像一个人在黑暗中走了很久、终于看见了光、开始朝着那光奔跑。他已经不在乎了，不在乎自己会判几年，不在乎公司会怎么样，不在乎那些跟着他干了十几年的工人会怎么看他。他只想把压在心里十九天的、三年的、也许是更久的东西全部倒出来，倒得干干净净，一滴不剩。
陈正明的笔在纸面上飞快地移动，一个字都不敢漏。
老刘一直等他说完最后一个字，等他说到“我就这些了，再没有什么了”，才合上了面前的文件夹。老刘看着马德胜，目光不冷不热，不亲不疏，跟第一次在谈话室见他时一模一样。
“马德胜，你今天说的这些，我们会整理成笔录，明天拿给你签字。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证据。你现在说的，和在法庭上说的，必须一致。如果你在法庭上翻供，后果你清楚。”
马德胜点了点头。他没有说话，因为他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十九天的沉默和这几个小时的倾诉，像两座山，一座压着他，一座被他搬开了。搬开之后，他发现山下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他自己——一个瘦削的、头发花白的、眼睛红肿的、坐在留置室白色木椅上的中年男人。
老刘站起来，陈正明也跟着站起来。两个人走到门口的时候，马德胜在身后叫住了他们。
“那个刑警——林建国——他的案子，能破吗？”
老刘没有回头。“能破。”
门关上了。锁舌卡进锁孔的声音很短，很轻，“咔嗒”一声，像一块石头落了地。
陈正明跟着老刘走出留置室，穿过走廊，下了楼梯，回到三室的办公室。老刘把文件夹往桌上一放，一屁股坐进椅子里，长长地呼出一口气。那口气很长，长到像是一个在水底憋了十九天的人终于浮出了水面，大口大口地吸着空气，吸得太猛，呛了一下，咳嗽了两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