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是夜里九点多了，纪委大楼里大部分房间的灯都灭了，只有走廊尽头的声控灯还在一明一暗地闪，像一个人在黑暗中不停地眨眼睛。赵达声的办公室门开着，灯光从门缝里泄出来，在地面上画出一个歪歪扭扭的三角形。
陈正明敲了敲门框。
“进来。”赵达声的声音有些沙哑。
他走进去，赵达声没有坐在办公桌后面，而是站在窗前，背对着门。窗户开了一条缝，冷风从缝里灌进来，吹动桌上那摞材料的纸角，沙沙作响。他的身影在黑暗中显得比白天瘦削，肩膀的线条不像平时那么硬朗了，像一幅被雨水洇湿了的素描，轮廓还在，但笔触软了。
“材料都准备好了？”赵达声没有回头。
“准备好了。综合报告，六份附件，全部按您的要求整理完毕。”
“你再说一遍。明天常委会上，如果让你汇报，你先说什么，再说什么，最后说什么。说给我听。”
陈正明深吸了一口气。这不是赵达声第一次让他演练汇报，但这一次，他感觉到了一种不一样的重量。明天，他要面对的不是赵达声，不是老刘，不是专案组的同事，而是省纪委常委会——那些坐在主席台上、决定一个干部政治生命的人。
他翻开笔记本，开始说。
“我先汇报案子的基本情况。刘志强的职务、分管范围、任职时间，举报信的收到时间和主要内容。给常委会一个整体的印象，让他们知道我们在查什么、为什么查。”
赵达声没有转身，但陈正明看见他的头微微点了一下。
“然后，我汇报证据情况。分三条线。第一条线:工程项目违规指定承建。两个项目，两千万，没有招标，刘志强亲自批准。证据是市政府的指定文件和刘志强的签字。第二条线:资金异常流转。从市政府到马德胜，从马德胜到张德胜，从张德胜到刘志强妻子和刘小东。证据是银行流水、转账凭证、工商档案。第三条线:工程质量问题和安全事故。城市规划展览馆幕墙工程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市民文化中心地基钢筋间距超标。林建国在调查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被害。证据是林建国的调查笔记、工人的证言、质检站的检测报告。”
赵达声转过身来。走廊的灯光从门口照进来，他的脸一半在光里，一半在影里，像一张阴阳分明的面具。
“最后，我汇报我们的处理建议。对刘志强采取留置措施，对马德胜、张德胜继续审查，对林建国被害案重新调查。”
他说完了。办公室里安静了片刻，只有暖气片里的水在咕噜咕噜地流，像一条在地下穿行的、看不见的河。
赵达声走回办公桌后面，坐下来，拿起桌上的保温杯，拧开盖子，喝了一口水。他没有评价陈正明的汇报内容，而是问了一个看似不相关的问题“陈正明，你来纪委多久了？”
陈正明愣了一下。“两个多月。”
“两个多月。你觉得纪委跟信访局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陈正明想了想，说出了一个他这两个多月来一直在咀嚼、一直在消化、但始终没有找到准确措辞的答案。“在信访局，我面对的是老百姓，他们来找我，是因为他们有冤屈、有困难、有走不通的路。我帮不了他们所有人，但我可以听他们说完，可以帮他们指一条路。在纪委，我面对的是干部。他们不来找我，是我去找他们。他们不需要我帮他们指路，他们自己就是走路的人。我的任务是——当他们走错了路的时候，把他们拦下来。”
赵达声看着他，目光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不是欣赏，不是满意，是一种更复杂的、说不清的感情，像一个人在黑暗中走了很久，忽然看见远处有一点光亮——不是太阳，不是月亮，只是一盏很远的、很小的、随时可能熄灭的灯，但他知道那盏灯的方向是对的。
“你说对了一半。”赵达声的声音低了下来，“纪委的任务不是拦人，是把走错路的人拉回来。拉得回来，拉；拉不回来，推。推不下去，就把他从那条路上彻底清除掉。不是因为恨他，是因为那条路再往前走，就是悬崖。他一个人掉下去，是他的事。但他身后还有别人——他的家人，他的同事，他管着的那些人——不能跟着他一起掉下去。”
陈正明沉默了。他从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纪委的工作，但在赵达声的这段话里，他看到了一种之前没有意识到的东西，那是比查案、比证据、比程序更沉重的东西。不是责任，也不是正义，是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伸手去拉另一个正在往下坠的人，手不够长，力气不够大，绳子不够粗，但他不能松手——因为松了手，掉下去的不只是那一个人。
赵达声把保温杯放在桌上，杯底碰到桌面，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像一块石头落了地。
“明天常委会上，如果领导问你这个案子有没有阻力，你怎么回答？”
陈正明沉默了。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