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力，显得专案组无能；说没有阻力，又不符合事实。刘志强的岳父是省政协副主席，他的关系网遍布绿藤市的各个角落。在查这个案子的这两个多月里，专案组收到的威胁电话、说情电话、打听消息的电话，至少有几十个。

    “我会说:有阻力，但没有阻力就不是纪委的案子了。”陈正明说。

    赵达声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面部肌肉的、不自觉的、几乎看不见的收缩。

    “明天如果领导问你这个案子能不能拿下，你怎么回答？”

    陈正明看着赵达声的眼睛。那双被烟熏黄的眼睛里，有种他在陶然眼睛里也见过的东西——不是期待，不是信任，是两个人站在同一道战壕里、面朝同一个方向、知道身后就是阵地、不能退、也不想退、只等着冲锋号吹响的那种沉默的、不需要语言的默契。

    “能拿下。”陈正明说，没有犹豫，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很稳，稳到像钉子钉进木头。

    赵达声点了点头，靠回椅背，闭上了眼睛。

    “你回去休息吧。明天一早，跟我去省里。”

    陈正明站起来，走了两步，赵达声在身后叫住了他。

    “陈正明。”

    他回过头。

    赵达声没有睁开眼睛，声音从闭着的嘴里传出来，有些含糊。“你在青江县信访局四年，办了很多案子，帮了很多人。那些案子，那些人，都过去了。从明天开始，你要办的不是帮老百姓讨地、讨水、讨公道的案子，是帮这个国家清除腐败的案子。这两种案子不一样，但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让不该受欺负的人不再受欺负，让犯了错的人付出代价。”

    陈正明站在原地，看着赵达声闭着的眼睛、花白的头发、深陷的眼窝。他在心里对这份信任说了声谢谢，但他没有说出口，因为他知道赵达声不需要他说谢谢，赵达声需要他在明天的常委会上，把他做过的那份六页报告、把两个月来查到的所有真相，一五一十地、不打折扣地、不受任何干扰地讲出来。

    “赵书记，我记住了。”

    赵达声没有再说话。陈正明转身走出办公室，轻轻带上了门。走廊里的声控灯在他脚下亮起，在他身后熄灭，一明一暗，像一条追着他走的光的尾巴。他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脚步很轻，轻到不能再轻，但那些灯还是一盏一盏地亮了，一盏一盏地灭了，好像在数他的步子。

    他走出大楼的时候，天很冷。风从北边吹过来，把他棉袄的领子吹得竖起来。院子里空无一人，只有门卫室的灯还亮着，老头趴在桌上打盹，收音机里放着戏曲，咿咿呀呀的，像是在唱一出没有观众的戏。

    他缩着脖子，加快脚步走向招待所。梧桐树的枝丫在路灯下投下光秃秃的影子，像一张张没有手指的、伸向天空的手。他从那些手下走过的时候，忽然想起林建国笔记本上的那行小字——1991年7月15日，夜班，城西路口，黑色轿车，绿A·0327。

    刘志强被留置之后，他要查这个车牌。

    他要把这三年前的那个夜晚、那个路口、那辆车、那个人，全部从黑暗里挖出来。他要把林建国被害的真相，从那些被篡改的卷宗、被收买的证人、被捂住的真相下面，一点一点地挖出来。这是赵达声说的“把走错路的人拉回来”，也是他自己给自己定的目标——让那些在黑暗中行走的人，无处可藏。

    他走进招待所，在黑暗中爬上三楼，摸到308房间的门锁，掏出钥匙开门。房间里很冷，暖气片还是只是微微温，他的手冻得有些僵，钥匙在锁孔里拧了好几下才拧动。他没有开灯，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冷风灌进来，他打了一个寒颤，但没有缩回去。

    他看着外面的夜景。绿藤市的灯很多，一盏一盏的，像一片发光的海，宁静的，沉默的，把所有秘密都压在深深的水底。他知道，在这片发光的海下面，藏着很多东西——藏着刘志强的八十万，藏着马德胜的二百五十万，藏着林建国三年没有破的案子，藏着那辆黑色轿车的车牌和那个夜晚的秘密。

    他是潜水的人。他要潜下去，把那些东西一件一件地捞上来。水很冷，很深，很黑，但他不怕。

    他关掉窗户，拉上窗帘，和衣躺在床上，双手枕在脑后，盯着天花板。天花板是白色的，在黑暗中泛着微微的灰光，像一张没有写过一个字的纸。

    窗外的风在呼啸，像有人在哭，又像有人在笑。

    他闭上眼睛，在那风声里，慢慢地沉入了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