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林建国的字迹，是另一个人写的。字很小，小到像蚂蚁爬过的痕迹，挤在笔记本最后一页的右下角，几乎被封面的折角遮住了。如果不是他今天下午把笔记本从帆布包里拿出来，准备重新翻一遍确认有没有遗漏，他可能永远不会注意到这行字。
那是一行日期和一句话:
“1991年7月15日，夜班。林建国在城西路口盘查一辆黑色轿车。车牌:绿A·0327。”
陈正明把这行字看了五遍。不是看内容——内容他第一遍就记住了——是在辨认笔迹。这行字跟林建国的字不一样。林建国的字工整、有力，每一笔都像是在石头上刻，横平竖直，从不潦草。这行字歪歪扭扭，像是在极其匆忙的情况下写的，又像是在刻意改变笔迹。但跟那封匿名信的笔迹也不一样——那封信的字迹更乱，更刻意，这行字虽然潦草，但笔锋之间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长期写字的流畅。
他把笔记本摊在桌上，用台灯的光照着那行字，看了又看。灯光把纸张照得发白，那行字在光线下显得更淡了，像随时会消失的幽灵。
“小陈，你在看什么？”老刘从文件柜那边走过来，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里的茶冒着热气。
“老刘，你看这个。”陈正明把笔记本推过去。
老刘低下头，凑近了看。他的眉头皱了一下，把眼镜摘下来，用拇指和食指捏着镜片边缘，凑到离纸面不到十厘米的地方，像在验钞。
“这是林建国的笔记本？”
“是。最后一页。不是林建国的笔迹。是别人写的。”
老刘直起身，把眼镜重新戴上，喝了一口茶，茶很烫，他嘶了一声。
“1991年7月15日。林建国在城西路口盘查一辆黑色轿车。绿A·0327。”老刘把这行字念了一遍，每一个字都念得很慢，“这个车牌号，你查过吗？”
“还没有。我刚发现。”
老刘把搪瓷缸子放在桌上，拉了把椅子坐下来。他的表情变得严肃了，严肃到眉心的皱纹拧成了一个川字。
“1991年。三年前。林建国还没有开始查第三建筑公司的工程问题。他为什么会在城西路口盘查一辆黑色轿车？这个车牌是谁的车？为什么这件事会被记在他的笔记本上？而且是别人写的。”
“这行字跟林建国的死有没有关系？”陈正明把自己心里酝酿了一整个下午、一直在反复掂量、反复权衡后才说出来的问题，轻轻地、试探性地放在了桌上。
老刘没有回答。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雪。雪已经停了，但地面上的积雪没有化，白茫茫的一片，把纪委大院的灰色水泥地遮得严严实实。梧桐树的枝丫上挂着冰凌，在午后的阳光里闪着光，像一把把没有开刃的、透明的刀。
“小陈，你知道林建国是在哪里牺牲的吗？”
“卷宗上写的是在城西一个废弃的工地上。”
“城西。”老刘重复了这两个字，声音很低，“城西路口。废弃的工地。这两个地方距离不到两公里。”
办公室里安静了。日光灯管嗡嗡地响，暖气片里的水咕噜咕噜地流，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陈正明坐在桌前，看着那行小字，那行字像一根针，扎在他眼睛里的每一个角落。
“老刘，我想去查这个车牌。”
老刘转过身来，看着他。
“你查不到。车牌是绿A开头的，说明这是一辆市区的车。三年前的登记信息，现在可能已经变更了。就算没有变更，你一个纪委的借调干部，没有公安的查询权限，也查不到。”
他走回来，重新坐下，把搪瓷缸子端起来，又放下了。
“不过，我们可以请公安局的人帮忙查。但不是现在。现在专案组的重心还是刘志强，林建国的案子要查，但不能让刘志强那边的人感觉到我们在查。他在公安局有关系网，一旦知道我们在查林建国的事，他就会有防备。”
陈正明点了点头。他把笔记本合上，把那行小字遮住了，但那行字还刻在他脑子里——1991年7月15日，夜班，城西路口，黑色轿车，绿A·0327。每一个字符都像一个路标，指向一个他不知道的、但必须找到的方向。
下午，赵达声把陈正明叫到了办公室。
“老刘把你发现的那行字跟我说了。”赵达声坐在转椅上，手里握着那支用了很多年的钢笔，笔帽没有拧上，“你觉得这行字跟刘志强的案子有关系吗？”
陈正明想了想，没有马上回答。不是他不知道怎么回答，是他需要时间把脑子里那些散落的珠子串成一条完整的链。刘志强，马德胜，张德胜，林建国，1991年，城西路口，黑色轿车，绿A·0327。这些关键词像一盘被打乱的拼图，每一块都有它的位置，但他还没有找到第一块应该放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