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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书记，我不确定。但林建国是从1992年开始查第三建筑公司的工程问题的。这行字写的是1991年。如果他在1991年就已经注意上了某个人或者某件事，那说明他查的方向可能比我们以为的更深、更早。那个让他去城西路口盘查一辆黑色轿车的人，也许知道林建国为什么会被害。”

    赵达声把钢笔放在桌上，靠在椅背上，目光从陈正明的脸上移到窗外。窗外是灰蒙蒙的天，没有太阳，也没有云，只有一片均匀的、没有尽头的灰色，像一块巨大的幕布，把整个天空遮得严严实实。

    “你说的对。我们的案子查到刘志强，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冰山的下面还压着什么东西，我们现在还看不到。但林建国看到了——至少他看到了那个角。所以他死了。”

    他收回目光，看着陈正明。

    “这个车牌你去查。不是现在，是等刘志强被留置之后。到时候，你拿着我的条子去公安局，让他们查。现在，你的任务是——把刘志强案的材料准备好。下周一，省纪委常委会听取刘志强案的汇报，你跟我去。”

    “我去？”陈正明有些意外。

    “你去。材料是你整理的，数据是你核对的，证据链条是你画的。你不去，谁去？”

    陈正明走出赵达声办公室的时候，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把整条走廊照得像一条白色的隧道。他走在隧道里，脚步很轻，但声音还是很大，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一下一下，像有人在给他数步子。

    他在心里把那行小字又默念了一遍。1991年7月15日，夜班，城西路口，黑色轿车，绿A·0327。这些字符像咒语一样，在他的脑海里反复回响。

    1991年。

    林建国还活着。

    他在那个夜晚，在城西路口，拦下了一辆黑色轿车，盘查了车上的人。

    他盘查了谁？

    那个人现在在哪里？

    林建国的死，跟那个夜晚有没有关系？

    这些问题黑压压地挤在他脑子里，没有答案，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有答案。但他不急，他已经等了四个星期，可以再等一个星期，一个月，甚至更久。答案不会跑，它就在那里，在某个卷宗的某一页上，在某个人的记忆里，在某个被锁了多少年的、落了厚厚一层灰的抽屉里。等着他去翻，去问，去打开。

    他走下楼梯，走出大楼。外面的风很大，吹在脸上像刀割，他把棉袄的领子竖起来，缩了缩脖子，加快脚步走向招待所。

    雪已经停了，但天还是很冷。冷到呼吸都成了白色的雾气，在他面前一团一团地散开，像一个个无声的问号，被风吹散，消失在这座城市的灰白色的、无边无际的冬天里。

    他走进招待所，在黑暗中爬上三楼，摸到308房间的门锁，掏出钥匙开门。房间里很冷，暖气片只是微微温，像是快要熄灭了但还没有完全熄灭的炭火。他没有开灯，和衣躺在床上，双手枕在脑后，盯着天花板。

    天花板是白色的，没有裂缝，没有水渍，干净得像一张没有写过一个字的纸。但他知道，这张纸上迟早要写字的。写什么，他自己决定。

    他在心里对那个写小字的人说了一句话:“你是谁？你为什么要把这行字写在林建国的笔记本上？你是在提醒后来的人，还是在给自己留退路？”那个人不会回答他。也许已经死了，也许还在某个地方活着，也许正在等纪委的人去找他。

    窗外的风在呼啸，像有人在哭，又像有人在笑。他闭上眼睛，在那风声里，慢慢地沉入了黑暗。明天还要早起，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明天他还要继续查那个车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