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明把那本笔记本在办公室里翻来覆去地看了整整一个上午。笔记本不大，三十二开，黑色封皮，边角磨得发白，封面上用钢笔写着“工作笔记”四个字，字迹工整，一笔一划，像刻在石头上的碑文。
翻开扉页，上面贴着一张林建国的照片，一寸黑白，穿警服，戴大檐帽，脸方正，浓眉，嘴唇厚实，嘴角微微上扬。照片的边角已经起皱了，像是有人抚摸过太多次。这张脸在这个本子上贴了三年，看了三年，还要继续看下去，直到案子破了的那一天。
笔记本里记的不是林建国调查的全部，是索引——是他去了哪里、见了谁、调了什么材料、发现了什么问题。每一条记录都极其简略，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刑警在给自己留退路:他知道自己可能活不到案子破的那一天，所以他把所有的线索都浓缩在这本笔记本里，交给了一个他信任的人。万一他出了事，这个人可以根据这本索引，把他走过的路再走一遍。
陈正明一页一页地翻，手上的动作很轻很慢，像在处理一件随时会碎的古董。笔迹潦草，有的地方只有一两个关键词，像被人从嘴里硬拽出来的、不肯多说的秘密。但陈正明能读懂这些词背后的意思——不是因为他聪明，而是因为他这些天已经在那个案子里浸泡了太久，每一个地名、每一个人名、每一个项目名称，都在他脑子里生了根。
“绿藤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马德胜。市民文化中心项目，地基钢筋间距超标，混凝土标号不足。城市规划展览馆项目，幕墙铝板厚度不达标，存在安全隐患。”陈正明指着笔记本上的一页，把那些名词念了出来，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楚，“林建国把这些质量问题全都查出来了。他查到了钢筋供应商是谁，查到了混凝土检测报告是谁签的字，查到了幕墙工程的验收记录上是谁盖的章。他查到了马德胜，查到了刘志强。但他也查到了——这些东西被人压下来了。”
老刘坐在陈正明对面，把笔记本接过去，仔仔细细地看了那一页。他的手指在“检测报告被篡改”几个字上停了一下，指尖压着那几个字，像在摸一道旧伤疤，感受疤痕底下那些还没有长好的、一碰就疼的肉。
“工程质量问题，是公安局的事。工程验收问题，是城建局的事。但刘志强既分管城建，又在公安局有关系网。他一个人把这两个口子全堵住了。”老刘把笔记本还给陈正明，“林建国查到了这些，所以林建国死了。”
办公室里的空气像被人抽走了一半，稀薄得让人呼吸困难。陈正明把笔记本合上，贴在胸口的口袋里，跟自己的笔记本并排放着。两本笔记本，一本是他的，一本是林建国的。一本记录了案件的四条线索，一本记录了另一个人用命换来的所有答案。它们是证人，也是遗言。
下午，赵达声把专案组的人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林建国的笔记本你们看了？”赵达声靠在椅背上，两只手交叠在肚子上，目光在老刘、周明远、陈正明脸上依次扫过。
“看了。”老刘说，“信息量很大。他把刘志强和马德胜之间在工程项目上的利益输送查得很细，工程质量问题、验收造假、检测报告被篡改，都有据可查。但他没有查到钱。他不知道那八十万的事，也没有查到张德胜那条线。”
赵达声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水，茶水已经凉了，他的眉头皱了一下，但他没有吐出来。“林建国的调查方向是对的，但他走到一半就被拦住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他没走完的路走完。”
他把茶杯放下，翻开面前的文件夹。“我决定:第一，请市公安局对林建国的牺牲案件重新展开调查。不是以‘意外’为前提，是以‘他杀’为前提。第二，把林建国笔记本中涉及刘志强滥用职权的线索，全部纳入刘志强案的调查范围。第三，下周一提请省纪委对刘志强采取留置措施。在这之前，专案组要把所有材料准备齐全，不能有任何遗漏。”
赵达声的目光转向陈正明。“陈正明，你负责把林建国笔记本里的线索和我们已经掌握的证据进行比对，做一份综合报告。哪些线索我们已经查实了，哪些还没有查实，哪些需要进一步核实，全部列清楚。报告要在本周五之前完成。”
陈正明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下了赵达声说的每一个字、每一条要求。
陈正明用了整整两天时间做那份比对报告。他把林建国的笔记本摊在左边，把自己画的资金流向图摊在右边，中间放着一叠空白的稿纸，一个一个线索地过。每一个线索，他都要问自己三个问题:林建国查到了什么？专案组查到了什么？还差什么？
写到“工程质量问题”这一条时，林建国的笔记本上写着“钢筋供应商:绿藤市宏发钢材公司。法人代表:周某某。与马德胜关系:连襟——不，不是连襟，是同学，高中同学。”陈正明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翻了翻:专案组没有查过钢材供应商，因为没有这个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