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阳站起来，目光在周明远和陈正明身上扫了一遍。“你们是纪委的？”
周明远出示了工作证。“省纪委专案组的。周明远，这是陈正明。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李成阳没有请他们坐下，因为他办公室只有一把椅子。他靠在办公桌边上，两只手插在裤兜里，看着他们。
“什么情况？”
周明远从包里拿出那封匿名信的复印件，递给他。“我们收到了这封信。信里提到你师父林建国的事。你能不能跟我们谈谈？”
李成阳接过那封信，低头看了看。他的表情在看完第一行字的时候变了一下——不是惊讶，是那种被人在旧伤口上又戳了一下的、克制的、不让人看见的疼痛。他把信看完了，放在桌上，抬起头看着周明远。
“这封信是谁写的？”
“匿名。”
“那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师父的案子，公安局查了三年，没有结果。你们纪委现在来问我，我能告诉你们什么？”
他站在那里，两只手插在裤兜里，身体微微前倾，像一棵被风吹得有些歪的、但还没有倒下的树。他的眼睛很亮，亮到能看见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烧——不是愤怒，不是悲伤，是一种比这些都更深沉的、三年来一直没有熄灭的、叫做“不甘心”的东西。
陈正明看着他，忽然想起了一个人——王士涂。照阳县公安局刑警队的王士涂，那个为了三个失踪的孩子查了一年多、被所有人劝放弃、但还在查的王士涂。李成阳和王士涂是同一类人——都穿着警服，都在查别人不愿意查的案子，都在跟一种比凶手更强大的、叫做“上面有人”的力量对抗，都没有赢，但都没有认输。
“李成阳，你师父查到的那些东西，对你来说可能只是证据。”陈正明开了口，这是他今天第一次说话，“对我们来说，是能让一些人绳之以法的武器。他用命换来的那些东西，不应该烂在你手里。”
李成阳看着他，目光在他的白衬衫和帆布包上停了一下。他看了大概有两三秒。
“你是新来的？”
“是。”
“你叫什么名字？”
“陈正明。”
李成阳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转向窗外。窗外的雪还在下，比早上大了些，雪花在空中旋转着，慢悠悠地落下来，落在地上就化了，留不下一丝痕迹。
“我师父的东西，我可以给你们。”李成阳的声音低了下去，低到像是在跟自己说话，“但我有一个条件。这个案子破了之后，我要知道凶手是谁。不是你们告诉我，是我自己看到——看到那个人被带上法庭，被判刑，被送进监狱。这是我欠我师父的。”
周明远和陈正明对视了一眼。周明远微微点了点头。
“这个条件，我们答应。”周明远说。
李成阳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没有封口，鼓鼓囊囊的，装了很多东西。他把档案袋放在桌上，用手掌按了按，按得很轻，像在抚摸一个熟睡的孩子的额头。
“这是我师父留下的。他死之前一个星期，来找过我，把这个袋子交给我。他说:‘成阳，这些东西你收好。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你就把它们交给该交的人。’我当时没当回事。我以为他是年纪大了，想多了。一个星期之后，他就死了。”
他把手从档案袋上拿开，推到桌子中间。
陈正明接过档案袋，解开缠在纽扣上的白线，抽出里面的材料。有照片，有笔录，有合同复印件，有银行转账记录。照片拍的是一个工地的地基，钢筋的间距明显超标，混凝土的颜色不对。笔录是一个工人的证言，说第三建筑公司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用了不合格的材料。
合同复印件是一份阴阳合同——一份是报给政府的合同，金额八百万；另一份是实际执行的合同，金额不到五百万，三百万的差价进了马德胜的口袋。银行转账记录是最关键的——马德胜在收到城市规划展览馆的尾款之后，给刘志强的妻子转了一笔钱，金额不是刘小东那二十万，而是八十万。
这笔钱，在陈正明之前画的资金流向图上没有出现过。不是因为他漏了，是因为这张转账记录在林建国的档案袋里，不在银行的流水里。
他当时查的是张德胜的账户，没有查马德胜的账户——因为专案组还没有权限调取马德胜的全部银行流水。但林建国查了。作为一个刑警，他有纪委没有的侦查权限。他用这些权限，查到了一个纪委暂时还没有查到的证据。
陈正明把那几张转账记录拿出来，摊在桌上，一张一张地看。日期，金额，账号，户名。马德胜的账户，刘志强妻子的账户，八十万。转账日期是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城市规划展览馆的尾款到账后的第五天，马德胜给张德胜转了二百五十万之后的第二天。
钱从市政府到马德胜，从马德胜分了两路——一路二百五十万给张德胜，一路八十万给刘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