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胜的双手在膝盖上攥紧又松开，松开又攥紧，像两条被丢在岸上的鱼在做最后的挣扎。他的目光在房间里游移，从老刘的脸上移到陈正明的脸上，从陈正明的脸上移到天花板上，从天花板上移到地面，最后又回到自己的手上。
“什么账本？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谈话室里的日光灯管闪了一下，发出轻微的嗡嗡声。老刘没有继续追问，站起来，说了声“今天就到这里”，然后让工作人员把张德胜带走了。
马德胜和张德胜都被留置了。一个在二楼，一个在三楼。两个连襟，隔着两层楼板，一个沉默，一个否认。但他们都还有一个共同点没有说——账本在哪里。
张德胜说“不知道”的那个账本，是整条证据链上缺失的最后一环。没有它，所有的一切都只是“高度怀疑”。有了它，“高度怀疑”就变成了“确凿无疑”。陈正明不知道那本账本在哪里，但他知道，它一定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等着被人发现。
十二月十五日，绿藤市下了一场雪。
不是大雪，是那种细密的、像盐粒一样的雪，落在地上就化了，只在树叶和车顶上积了薄薄一层。陈正明站在纪委大楼的窗前，看着雪粒打在玻璃上，发出细微的沙沙声。窗外的梧桐树已经光秃秃的了，枝丫上挂着一层白霜，在灰色的天空下像一幅素描。
老刘推门进来的时候，身上的大衣沾着几片没化的雪花，头发上也落了一层白，像一夜间老了十岁。他把大衣脱下来搭在椅背上，搓了搓手，坐到自己的位子上，从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没有拆开。
“小陈，你知道林建国吗？”老刘问。
陈正明的心跳漏了一拍。林建国。绿藤市公安局的老刑警，三年前在一起涉黑案件的调查中被害殉职。凶手至今没有被抓到，案子至今没有破。这个名字在前世的记忆里像一根针一样扎在某个地方,《扫黑风暴》的剧情线在这根针上绕了无数个圈。
“听说过。绿藤市公安局的，三年前牺牲了。”
老刘把那个牛皮纸信封推到陈正明面前。“今天早上收到的。寄到纪委的匿名举报信，里面提到了一些东西，跟刘志强的案子有关。你看看吧。”
陈正明拆开信封，抽出里面的信纸。信纸是普通的横格纸，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边缘毛糙。字迹歪歪扭扭，像是用左手写的，又像是在刻意改变笔迹。
信的内容很短，只有一页：
“纪委的同志:林建国不是意外死亡的。他死之前，正在调查绿藤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的工程质量问题。他发现了刘志强和马德胜之间的利益输送。他把他查到的东西存在一个地方。你们去找他的徒弟李成阳,李成阳知道他师父的东西在哪里。”
没有署名，没有日期，没有邮戳。
陈正明把这封信看了三遍。第三遍的时候，他的目光在那行“他把他查到的东西存在一个地方”上停了很久。林建国查到的证据。不是马德胜的账本，但可能是比账本更有力的东西——一个老刑警用命换来的、能钉死刘志强的铁证。
“老刘，李成阳是谁？”
“林建国的徒弟。绿藤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现在还在职。林建国牺牲之后，他一直咬着这个案子不放，跟局里的关系搞得很僵。有人说他疯了，有人说他钻牛角尖，有人说他也是个危险人物。”
老刘把眼镜摘下来，用那块已经看不出颜色的眼镜布慢慢地擦着镜片。“这个案子本来不在我们纪委的管辖范围内。但林建国查的那个建筑公司的工程问题，涉及到刘志强滥用职权、违规指定承建单位、在工程验收中放水。这些东西跟我们现在查的方向是一致的。所以赵书记决定，把这两条线并在一起查。”
他擦了很长时间的镜片，久到像是在做一件比擦眼镜更重要的事。“小陈，你明天跟周明远去一趟公安局，找李成阳谈谈。不要以纪委的名义，以专案组的名义。不要让他觉得我们在调查他，让他觉得我们需要他的帮助。”
陈正明把那封信折好，放回信封里，把信封夹在笔记本的封套中。
第二天上午，陈正明和周明远去了绿藤市公安局。公安局在大楼的六楼，走廊比纪委的宽，地面是瓷砖的，擦得很亮。墙上挂着“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标语，字的笔画遒劲有力，像刀刻的。走廊里不时有人走过，穿着警服，步伐很快，皮鞋踩在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音，像某种急促的鼓点。
刑侦支队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门半开着。周明远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个沙哑的、有些疲惫的声音:“进来。”
推门进去，办公室不大，只有一张办公桌、两个文件柜、一把椅子。桌上堆满了卷宗和文件，几乎没有空余的地方。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人，三十出头，穿着警服，没有戴帽子。他的脸很瘦，颧骨高高地凸出来，眼窝深深地凹下去,眼袋很重，像是一个长期失眠的人。但他的眼睛很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