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换好衣服，走回客厅，把双手伸到老刘面前。老刘摇了摇头。“不用上手铐。你配合就行了。”
马德胜把手收回去，垂下。他的最后一个动作是朝他妻子看了一眼——那一眼很复杂，有歉意，有愧疚，有说不出口的告别，还有请求她照顾好家里的某种无声的嘱托。女人站在门口，两只手攥着毛衣的下摆，指节发白。她没有哭，没有说“你保重”，没有说“我会等你”。她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棵被暴风雨吹弯了腰、还没有折断的老树。
“走吧。”老刘说。
马德胜走在前面，老刘和市公安局来的一个便衣走在他两边，陈正明和周明远走在最后。他们走下楼，走出单元门，走进雾里。黑色轿车还停在那里，车顶上落了一层细细的水珠，像一个人在无声地哭泣。
马德胜上了车，坐在后排中间，老刘坐在他左边，市公安局的便衣坐在他右边。周明远上了另一辆车，陈正明上了老刘的车，坐在副驾驶座上。车开了，缓缓驶出了那条安静的街道，驶进了浓雾里。
陈正明从副驾驶座的后视镜里看着马德胜。他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蜷着，跟上次在谈话室一模一样的姿势。但他的脸上没有上次的那种从容了——嘴角向下撇着，眉头微蹙，额头上有一层细密的汗珠。
他在想什么？是在想他的妻子刚才站在门口的样子？是在想他的公司账本有没有藏好？是在想张德胜会不会把账本交出去？是在想刘志强会不会保他？还是在想自己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从街道办事处干事，到建筑公司老板，到副市长的小舅子，到被纪委带走。
陈正明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他知道，从今天开始，马德胜的人生会分成两个部分——“留置之前”和“留置之后”。之前的那些东西——财富、地位、人脉、面子——都留在那扇401的门后面了。之后的马德胜要面对的是谈话室的白墙、日光灯的嗡嗡声、那把比对面高出一截的椅子，和那些他没有回答的问题。
车开进纪委大楼的院子，停了下来。
老刘先下了车，站在车门旁边，等马德胜出来。马德胜在车上坐了两秒才出来——不是犹豫，是在调整自己的状态，像演员在上台前深吸一口气。下了车，他抬起头看了一眼纪委大楼，目光在那块“中共绿藤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牌子上停了一下，然后垂下眼皮，跟着老刘走进了大楼。
留置室在二楼。不是上次那间谈话室，是走廊另一头的一间房间，大小差不多，但多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床是单人床，铺着白色的床单和被子；桌子是白色的，桌上没有东西；椅子是木制的，没有靠垫。窗户关着，窗帘拉着，日光灯把房间照得像一个密封的白色盒子。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淡淡的，像医院。
老刘站在门口，对马德胜说:“马总，你暂时住在这里。有什么需要可以跟工作人员说。吃饭会有人送，上厕所会有人带你去。今天先休息，明天开始谈话。”
马德胜没有说话。他走进去，在那把木椅子上坐下来。他坐得很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跟上次在谈话室一模一样的姿势。但他的目光是空的，像一口没有水的井。
老刘关上了门。锁舌卡进锁孔的声音很短，很轻，“咔嗒”一声，像一块石头落进了水里。
陈正明站在走廊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白色的门，灰色的门框，门把手上挂着一张写着“留置室”的牌子。他想起昨天马德胜还在他家的沙发上，穿着家居服，看着无声的电视，面前摆着玻璃茶几。今天他就坐在这间没有窗户的、弥漫着消毒水气味的房间里了。一天之间，一个人的世界可以变得这么小，小到只有十几平米。
“小陈，过来帮个忙。”老刘在走廊另一头喊他。
陈正明走过去。老刘站在一间小办公室的门口，手里拿着一叠表格，是马德胜的留置登记材料。姓名，年龄，籍贯，工作单位，职务，家庭住址，联系电话——这些信息陈正明闭着眼睛都能填出来，但他还是一笔一划地写了，字迹工整，跟填信访件处理笺时一样。
填完表格，老刘把材料收好，锁进了文件柜。
“今天的工作就到这里。”老刘拍了拍裤腿，“你回去把今天的经过写一份简要报告，明天早上交给我。把每一个时间节点都写清楚——八点三十五分到达马德胜家，八点四十二分出示留置决定书，八点五十五分带离，九点二十分到达纪委，九点三十五分完成留置登记。这些时间点不能少，不能错。”
陈正明点了点头。
他回到三室的办公室，坐到自己的桌前，翻开笔记本。从早上八点到现在，他记了好几页，每一个时间节点，每一个人的表情，每一句对话。他把这些笔记誊抄到正式的报告纸上，一字一句地写，写得很慢，像是在刻碑文。
写到马德胜的妻子站在门口、两只手攥着毛衣下摆、指节发白的那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