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公开宣布的，是在纪委内部的一次小范围会议上定下来的。会议室在三楼，就是上次开案情分析会的那间。深绿色的桌布没有换，上面还留着上次谁不小心洒下的茶渍，已经干了，成了暗褐色的一小片。赵达声坐在长条桌的一端，面前的笔记本翻开了一半，钢笔搁在笔记本的右侧，笔帽没有拧上，像是在随时准备记录什么。他靠在椅背上，两只手交叠在肚子上，脸上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到看不出任何即将采取重大行动前的波澜。
老刘坐在他右手边，周明远坐在老刘旁边，陈正明坐在老刘对面。王建国没有来——他还在省城调宏远工贸公司的账目，已经去了两天了，昨天打电话回来说发现了几个新的账户，需要再待几天。
“省里同意了。”赵达声的声音不大，但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对马德胜采取留置措施。时间定在后天上午。老刘负责现场指挥，周明远负责谈话突破，陈正明负责材料整理。我已经跟市公安局打了招呼，他们会派两个同志配合。”
老刘在笔记本上记了几笔，推了推眼镜。“赵书记，马德胜那边，这几天有什么动静吗？”
“有。”赵达声翻开面前的文件夹，从里面抽出一张纸，“前天晚上，他给刘志强打了一个电话，时长七分钟。昨天晚上，他又给张德胜打了一个电话，时长十二分钟。今天上午，他给他公司的会计打了一个电话，时长三分钟。我们的技术部门做了录音。”
他把那张纸推到桌子中间。老刘拿起来看了一眼，传给周明远，周明远看了一眼，传给陈正明。陈正明接过来，目光在那几行字上扫了一遍。马德胜，刘志强，张德胜，会计。七分钟，十二分钟，三分钟。这三个电话，是马德胜在知道自己被盯上之后，做出的本能反应——给他最大的保护伞打电话，给他的同伙打电话，给他的灭迹人打电话。
“录音内容分析过了。”赵达声把那张纸收回去，折了两折，夹进文件夹，“马德胜给刘志强的电话，内容很简短。他说‘有人找我谈了’，刘志强说‘知道了’，然后就挂了。没有多余的话。但‘知道了’这三个字，在不同的语境里有不同的含义。在这个语境里，它的意思是——我知道了，我会处理。”
陈正明在心里把那三个字咀嚼了一遍。知道了。不是“知道了”那件事，是“知道了”那个人，是“知道了”那条线已经被纪委摸到了，是“知道了”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三个字，一个字都不多余，一个字都不浪费。这是两个在官场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人之间的暗号，不需要长篇大论，不需要掏心掏肺，三个字就够了。
“马德胜给张德胜的电话，内容多一些。”赵达声翻到第二页，“他问张德胜，‘账本还在不在’。张德胜说‘在’。他说‘你把它收好，谁要都不给’。张德胜说‘知道了’。”
账本。
陈正明的心跳快了半拍。他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下“账本，张德胜处”几个字，在下面画了两道横线。这不是普通的会计账本——普通的账本不需要用“收好”“谁要都不给”这种措辞。这是一本记录了真实资金往来的账本，一本记录了那二百五十万、那八十万、那二十万真正去向的账本。一本如果被纪委拿到，就能把刘志强、把马德胜、把张德胜、把这条链条上的所有人钉死的账本。
“马德胜给会计的电话，内容最少。”赵达声翻到第三页，“他说‘这几天不要找我’。会计说‘好’。就这么多。”
老刘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镜片，又重新戴上。“赵书记，账本的事怎么处理？”
“我已经安排了。”赵达声把文件夹合上，“后天对马德胜采取留置措施的同时，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会去张德胜的家和公司进行搜查。搜查令已经批了。”
十二月九日，星期四，上午八点。
绿藤市笼罩在深秋的大雾里，能见度不到五十米。纪委大楼的影子在雾中变得模糊，像一个白色的、巨大的幽灵蹲在梧桐树后面。两辆黑色轿车停在楼前的院子里，车顶上落了一层细细的水珠，引擎已经预热了，排气管里冒着白色的雾气。
老刘站在车旁边，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衫，领子竖了起来，抵挡着秋天潮湿的凉意。他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包拉链反复拉了两次又拉开，似乎是在确认什么东西带了没有。
周明远靠在另一辆车的车门上，手里夹着一根烟，烟雾在他面前散开，跟大雾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烟、哪是雾。他穿着那件浅蓝色的确良衬衫，袖口还是卷着的，在大雾里显得有些单薄。
陈正明站在台阶上，背着那个用了四年的帆布包。他的手插在裤兜里，手指攥着笔记本的封套，攥得很紧，指节泛白。笔记本已经写了大半本，从青江县到绿藤市，从李长水到马德胜，从一条裂缝到另一条裂缝。他站在那里，看着大雾把整座城市吞没，远处的楼房只露出模糊